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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来楚生看20世纪海派艺术家三个维度的新变（第5页）

由上可知，对于书法篆刻这类抽象的艺术而言，增强抄录文本和作品本身的可识读性是最重要的，即是一个“大众化”

的过程。

许多书法家都认为写简化字缺乏古意和艺术性，潘伯鹰就提出简化字古已有之，书法的艺术性在于用笔，实际上宣传简化字就是提高书法内容的可识读性。

在落款中传统的干支纪年法被公元纪年法代替，古人雅称某兄、某大人等被某同志替代也证明了这一点。

同时，海上如沈尹默、邓散木、白蕉等人撰写文章，如沈的《书法漫谈》、邓的《邓散木草书写法》、白的《怎样临帖才好》，实际上都是为书法的普及做工作，亦是艺术大众化、为人民群众服务的深刻体现。

上面所述的一系列关于书法篆刻的变化，看似是本体内部的不断完善、向前推进，实际上受整个文艺环境的影响，艺术家们做出改变以适应时代的变化。

三、公共声誉：高效率的艺术传播媒介

随着职业艺术家群体的扩张，行业竞争愈发激烈，再加上艺术市场大好，传统的延誉推介和传播方式已经不能跟上时代节奏。

20世纪初期，“美术家通过提高公共曝光率，以及创造一种美术家等于名人的概念来提高自己的名声”

[25]。

为了有效提高公共曝光率，艺术家们运用新媒介来快速有效地宣传自己，获得更多的订单以自给，对于来楚生这样全靠鬻艺维持家用的人来说更是如此。

这种新媒介以报刊、社团、展览三者的作用为最大，其次是书籍以及20世纪晚期出现的拍卖。

艺术家通过社交、著述、作品等不断扩张自己在圈内的声誉，在世时得到了认可，经过历史的不断沉淀，从而逐渐成为后世的“经典”

。

到了20世纪，社会大变革，特别是印刷、出版业的快速发展，艺术家们在传统的机制之上有了更多的媒介来宣传和扩大自己的艺术影响力和声誉。

当然，新媒介并不代表着传统方法的没落，如沈尹默就曾向陈毅推介白蕉：“白君自以魏晋为中国书法之最……下笔如有神助，恍若右军再生，故能睥睨一切，近之书法名者，鲜能与之并肩，手眼俱不能及。”

[26]又有来自长辈的赞赏延誉，如来楚生出版的《楚生印存》上樊羲臣的长题。

作为职业艺术家的来楚生主要通过报纸、期刊、展览等媒介宣传，它们有着传播广、速度快、效率高的优点，其中展览能较全面地展示自己的艺术成就并结合前者的宣传迅速提高自己的影响力。

在后人的记载中，来楚生的形象被塑造成为耿直狷介、淡泊名利、不事宣传的人，“在旧社会的大上海，以楚公那种性格内向又不善言辞交际的老实人，要想在上海依靠书画篆刻以维持生计是很困难的”

[27]。

实际上，来楚生没有放弃宣传自己的机会，他因此还得到了较大的回报。

对于艺术家来说，个展是在艺术传播中最有效的方式，在筹备的过程中艺术家会运用其广泛的人际关系，如媒体报刊、社团、好友等，来助力这一次展览的成功。

1946年9月来楚生在成都路举办了生平唯一的“来楚生书画展”

，这对于来楚生来说是一个非常陌生的事情，在筹备过程中除了其妻子的帮助，好友唐云可谓是费尽心血，“来楚生在‘中国画苑’举办个人展览会时，唐云全力以赴，为他奔走”

[28]。

当然其他艺友或许也有出力，只不过未留下记载。

举办展览前，来楚生将展览信息连续三天登到《新闻报》以宣传，扩大影响。

随后他还邀请艺术界好友与亲戚捧场以壮大声势，如其妻子回忆：“计划即定，他就开始画、写，我无能为力，只好替他裁纸、拉纸、磨墨、编号，直到1947年9月（根据登报时间可知此处时间错误）在成都路中国画苑开始展出，我们每天在那里等待亲戚朋友来捧场订购，为我们省吃俭用的家庭添点经济活力。”

[29]

这次展览收获颇丰，除获得了一定的资金以补家用外，还获得了社会广泛的好评与认可，被赞誉为“书画印三绝”

，这一说法直至今日还在沿用。

最重要的是得到了母校的认可，来楚生在1947年至1950年被母校上海美专录用为花卉教授，同时也被新华艺专录用为教授。

展览还提升了来楚生在书画市场的认可度，如随后的1947年3月《铁报》推介了他的艺术：“名画家来楚生，诗书画并皆卓绝，又精治印，追抚秦汉，恒饶古趣。”

[30]同年，他出版了《然犀室印存》并留存了许多的小印屏，这些成果除了总结自己的创作之外，还能在鬻艺时供客人欣赏与挑选之用。

所以，这个展览的成功举办对来楚生的艺术生涯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不仅提高了其在艺术市场的地位与艺术圈内的认可度，还促成了个人重要印谱的成形。

王个簃回忆：“办个展，特别是第一次个展，总是要请一些社会名流、画友、新闻记者聚一聚，吃顿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