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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唐格的编纂及特点（第2页）

类法典编修的主要有三公、三省（尚书省、中书省和门下省）长官或次官，刑部、大理寺长官或次官，尚书六部及九卿长官和次官，靠近京畿的地方官中熟悉法律的参军、县尉，此外还有皇帝和中书门下专门指定的“删定官”

，由他们共同来修订和编纂格典。

唐后期以后，由于政治形势的动**，法典的主旨由于要凸显刑狱特色，因而“格”

的编修主要由刑部和大理寺官员完成。

成于文宗太和七年（833）的《新编格后敕》和武宗开成四年（839）的《开成详定格》就是至为明显的事例。

“格”

类法典的具体编纂，一般来说核心工作有两方面：一是选编。

唐格编纂的前提是整理历代帝王的制敕。

因为并非所有制敕都是可以选编入“格”

的，所以要从数量众多的诏敕中选取那些具有普遍意义而又有立法价值的敕文。

通常而言，这些制敕既有前朝皇帝颁布的，也有当朝帝王颁行的。

比如，《垂拱格》选取的范围是武德以来，垂拱以前“便于时者”

[11]，也就是从高祖、太宗、高宗、武后四朝的制敕中选择那些能适应当时社会变化的敕文。

二是删定。

这是对选取的诏敕进行加工、整理和润饰的过程。

大历十四年（779）德宗即位诏曰：

律令格式条目有未折衷者，委中书门下简择理识通明官共删定。

自至德以来制敕，或因人奏请，或临事颁行，差互不同，使人疑惑。

中书门下与删定官详决，取堪久长行用者，编入条格。

[12]

诏文强调：肃宗至德年间以来颁布的诏敕，或者“因人奏请”

，或者“临事颁行”

，随意性很大，且前后矛盾，使人难以遵循。

鉴于此，德宗令中书门下二省组织“删定官”

，选取那些“堪久长行用”

的敕文，编入格条之中，作为官民共同遵守的法则。

其实，删定工作还涉及以什么标准来取舍制敕的问题。

根据唐代的立法实践和经验，格的选编主要着眼于适应政治形势和社会情况的变化。

由此出发，文献中所见的“取便于时”

[13]“便于人者”

[14]“便于时者”

[15]“堪久长行用者”

[16]“合长行者”

[17]就成为立法者删定诏敕的重要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