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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募兵制下兵士春衣的发放（第4页）

[23]事实上，在“春冬衣赐”

问题上唐王朝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度支储备匮乏，确实没有足够的匹端来颁赐兵士；另一方面，鉴于军士衣赐“久不及时”

则极易引发兵变和动乱，因而“春冬衣赐”

既不能罢废又不能削减，唐王朝不得不多方设法以维持“春冬衣赐”

的正常进行。

办法之一是以盐利充衣赐。

建中元年（780）杨炎在上德宗奏疏中曾说，至德（756）以后，天下兵起，百役并作，人户凋耗，国库空虚，“军国之用，仰给于度支、转运二使。”

[24]按“转运”

，即盐铁转运使。

中唐后与度支、户部并称三司，在维系国计民生、军国用度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大历年间刘晏任盐铁转运使，他改革盐法，命令“商人纳绢以代盐利者，每缗加钱二百，以备将士春服。”

[25]一般情况下，将士衣赐例由度支供给。

刘晏以盐利“备将士春服”

，恐是度支储备欠缺所致。

由此可见，盐利收入已经成为度支储备匮乏时将士衣赐的补充来源。

办法之二是户部别贮钱。

宝历二年（826），敬宗颁布诏令：“如闻度支近年请诸色支用，常有欠阙。

今又诸军诸使衣赐支遣，是时须有万（方）圆，使其济办。

宜量赐绢及紬一万匹，以户部物充。”

[26]因度支欠阙而由户部“赐绢及紬一万匹”

，作为诸军诸使的岁时衣赐。

值得注意的是，别贮钱作为户部贮藏的后备基金，也常常用于边军衣赐。

《册符元龟》卷484《邦计部·经费门》载：“自此户部别库税岁贮钱物仅三百万贯，京师俸料所费不过五十万贯，其京兆和籴物价及度支给诸军冬衣或阙，悉以是钱充之。”

户部别贮钱及时弥补了度支的欠阙，对于维持唐代政治秩序的稳定起了积极作用。

兴元元年（784），德宗下诏：“其朔方将士等今年春冬衣并赏钱，宜令所司别收贮，待道路通流，当时支遣。”

[27]表明边军衣赐除由度支供给端匹（绢布）外，也以“赏钱”

的形式来支付。

这些“赏钱”

估计就来源于户部别贮钱的岁时收入。

办法之三是由大内库支出部分绢帛，以解燃眉之急。

长庆四年（824）穆宗诏令：“仍出内库绫二百万匹付度支，充边军春衣。”

[28]若以每人三匹计，大内库调拨的二百万匹绫可解决67万兵士的“春衣”

支给问题。

终唐一代，为维持国家政治、军事形势的稳定，唐王朝一直艰难地实行着“春冬衣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