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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中古历日的修造与颁布（第4页）

即使在蜀地，当时民间行用的历日也不统一，以至于市场上货卖的不同历日，常有晦朔之差。

可知蜀地自造历日者，也并非一家。

唐末历日之混乱[27]，由此可见一斑。

蜀地自造贩卖的诸家历日，除了晦朔之差外，还兼有禄命推占和吉凶祸福的内容。

S.P10《唐中和二年（882）剑南西川成都府樊赏家印本历日》云：

（后缺）

这里“樊赏家”

，即西川成都府刻板印刷历日的店铺名称。

除此之外，敦煌文书所见的佛经、阴阳书、灸经和历日中，还有“西川过家真印本”

“京中李家印本”

和“上都东市大刀家本印”

的题记，可见9世纪时期成都、长安两地都有雕版印刷的铺子[28]。

成都府樊赏家所印具注历日在敦煌发现并被保存，乃是因为中古的晚唐五代，“成都与敦煌之间，已经有了相互交往的路线”

[29]。

所以这些西川印本历日、佛经以及阴阳书籍，借此得以流转敦煌。

其中第3行“推男女九曜星图”

及罗候（睺）、计都、太白的行年推命，是中古时期颇为流行的一种星命推占，可称为“九曜行年”

，这是以世人的年岁为据而将人的命运与九曜联系起来的推命方式，同时兼顾一些本命斋蘸和祈禳的因素[30]。

若将视野进一步拓展，S.P6《乾符四年（877）丁酉岁具注历日》是由敦煌的一位翟姓州学博士根据中原历改造而成[31]，其中包含了许多吉凶宜忌和禄命推占的阴阳术数元素。

另一件来自长安东市“大刀家”

店铺的印本历日（S.P12），虽然仅存尾部一残页，但仍残存“八门占雷”

和“周公五鼓逐失物法”

的部分内容。

从敦煌发现的这3件刻本历日来看，民间私自印制的历日，往往含有禄命推占和吉凶宜忌的阴阳占卜内容，恰到好处地迎合了广大民众趋吉避凶的普遍观念，因而致使民间私造、印历之风屡禁不止。

降至五代，民间私制历日仍屡兴不辍。

后唐同光二年（924）九月，庄宗诏敕：“司天台请禁历日，从之。”

[32]然其成效微乎其微。

后周广顺三年（953），太祖诏敕，每年历日由司天台和翰林院“算造奏定”

后，由国家统一颁布发行，民间不得私自印制历日[33]。

但与此同时，国子博士王处讷仍然在家中私撰《明玄历》[34]，朝廷并没有治罪。

看来，晚唐五代，私历的制作与印行已成为不可逆转之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