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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书框架结构（第4页）

的背后是南北对立。

本书认为，南北对立的形成与19世纪中外贸易的南北差异有重大关系。

以丝茶为主的出口贸易基本上都集中在东南各省，这使得从对外贸易中获利的主要是东南各省，其中又以江浙为尤。

近代化的西洋器物如轮船、电报、火车等进一步加剧了南北之间的利益分化，东南因为从中获利巨大而更容易接受西洋器物与文明，而北省民众则在洋货的冲击下生计日艰因而更为排斥西洋器物与文明。

久而久之，南与北、新与旧，截然对立。

在这个过程中，上海作为对外贸易的中心成为连接东南各省的枢纽，各省商帮纷纷在上海设立会馆公所，庚子救援行动因而以“东南官绅商民合力筹办”

的面貌出现。

所谓“东南官绅商民”

不过是东南各省在沪商帮绅董。

庚子救援行动正是依靠东南各省在沪商帮的合力而顺利完成。

进一步深究，可以发现“东南意识”

实际上是以“省籍意识”

为基础和前提的。

救援组织对寓沪各商帮的动员是以“乡谊”

为号召；汇款至京的发放办法也是由各省“公举一人经理”

，因此李鸿章称庚子救援行动是“造端于各人各家亲友之相赈，扩充为同省同旗官民之普济”

。

以“省籍”

意识为底色的庚子救援行动，反过来也大大推动了“省籍”

意识的高涨，让以往潜而不彰的“省籍”

意识浮出水面，成为清末新政时期“省”

意识或“省界”

意识勃发的前奏。

第五个关键词是“义赈”

。

上海作为一个移民城市，移民反客为主，同时又帮派林立，互不统属，较大的几个移民群体还一直处于明争暗斗的状态，如广东籍移民与江浙籍移民之间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都展开了激烈竞争。

在这样一种态势下，近代上海的华人社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难以形成一股统一的力量与洋人争衡。

一旦某个移民群体与租界当局发生纠纷，起而抗争的只能是这个移民群体本身，如第一次四明公所事件。

与之不同，义赈自诞生之初，便是整个江南社会慈善力量的联合行动。

在江南义赈事业的发展过程中，义赈活动的中心城市由苏州转变为上海，几乎所有重要的筹赈公所都设在上海，而筹赈公所的主持者也由江南各地的义赈领袖，逐渐转变为上海各移民群体的头面人物。

例如，第二代义赈领袖中，既有代表江浙移民群体的两位丝商，也有代表广东移民群体的粤东买办。

与此同时，各方义赈力量的联合行动局面一直得以保持，几乎成为一个传统。

上海义赈界的统一行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各个移民群体，久而久之，一个统一的上海华人社会的整体形象慢慢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