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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东南济急善会时,其开办章程表示“此系东南官绅商民合力筹办”
,援救对象是“现在在京之江苏、江西、安徽、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川、山东、河南、湖南、湖北各省绅士商民,及各直省京朝官”
。
[56]此处的“东南”
各省,在上述“东南各省”
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山东、河南、安徽和四川四省,范围大为扩张。
本书在这里并不打算对“东南各省”
应该如何划分发表意见,只是将本书经常出现的“东南”
与“东南各省”
一词所表达的意思(即所包含的省份)稍作说明。
几乎可以这样说,整个长江流域以及长江以南的省份应该都在“东南”
的范围内,即“东南各省”
与“南省”
所表达的意思其实并无太大差别。
[57]
需要补充说明的第二点是,有关庚子救援的经费问题,即庚子救援收到的捐款数目、各种救援活动的花费等细目,本书并没有逐一列举,最后只有两大善会组织各自提供的一个费用总额。
[58]之所以没有对费用细目一一列举,最重要的原因是两大善会组织均没有关于这次救援行动的账目征信录。
东南济急善会没有刊刻征信录的原因是:“当时彼此以垫用经费已巨,已无余力刊刻征信录。”
[59]救济善会虽然刊刻了类似于征信录的《救济文牍》,但其中几乎没有关于救援费用的任何账目,只是在《拟办天津工艺局启》中对于救济善会的“综计所费”
数额一笔带过。
虽然两大善会组织经常将捐款清单与解款数额刊登于《申报》,似乎利用《申报》上的捐款清单与解款通告也可以对善会捐款、解款数额进行统计。
但《申报》上的数据有三个问题:一是《申报》上刊登的捐款、解款信息并不系统也不够完整,如东南济急善会“经收捐款清单”
至光绪二十七年正月二十四(1901年3月14日)还有发布[60],但解款信息在庚子年十月三日(1900年11月24日)以《解款声明》的形式发布有关第六批解款的信息之后[61],便再也没有发布过。
目前所见《申报》所公布的捐款、解款信息截止日期相差将近四个月,说明《申报》刊登的捐款、解款信息并不完整,尤其是解款信息。
二是《申报》上的捐款信息存在各种各样的统计障碍,如很多捐款都是款项未到,善会组织便已登报表彰,而款项最终是否到账也并无下文。
盛宣怀曾因此向杨文骏抱怨道:“各帅允拨之款,复电虽到一半而汇到者尚属寥寥。”
[62]而且不少款项属于“垫拨”
“借拨”
,究竟是否需要偿还,或者最终有无偿还,也均无下文。
三是《申报》上虽有解款信息,但是关于款项汇解到京后的花费情况,尤其是善会组织用于援救被难官绅回南的费用、平粜的费用、掩埋的费用、施药的费用等信息均没有在《申报》上公布过。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利用《申报》上的捐款、解款数据是很难对庚子救援行动的经费状况有一个全面而准确的把握,而且很有可能受到《申报》所刊登的片面信息的误导。
此外,《申报》所刊由上海解款至京的数额,与李鸿章奏稿所言“汇款数额”
存在着巨大差距,这个巨大差距很可能隐藏着一个重要问题。
《申报》所刊登的东南济急善会公函显示,东南济急善会在庚子年十月前向北京有六批解款,共计银六万余两、洋六万元[63];而李鸿章奏稿表示,东南济急善会至辛丑年二月“先后汇款至五十余万两”
[64]。
显然,我们可以将这种差距理解为,东南济急善会在庚子年十月至辛丑年二月间向北京汇款四十余万两,但《申报》均没有刊登解款信息。
就此一点,足见《申报》在救援款项相关信息的发布上存在着严重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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