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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于东南各省和救援经费（第3页）

而进一步深究，则不得不追问《申报》为何在庚子年十月后便不再公布解款信息？这对慈善组织而言显然是一种很令人费解的做法，因为这样一种做法与慈善赈济必须以公开透明的方式赢得公众信任，从而获取更多捐款的基本原则大相径庭。

要解释这个问题，或许应该了解一下李鸿章及其幕府当时在京城的处境。

李鸿章进京议和的幕僚之一徐赓陛曾致函张之洞表示，“直隶司局扫地无余，傅相廉俸公费一无可支，而电费、日用皆百倍十倍，故不特公用艰窘，即私用亦支绌”

。

张之洞因此专门致电盛宣怀表示：“李相当此重任难题，困乏如此，恐阁下未知，特奉闻。

应如何筹款汇寄，俾免公私交迫，想尊处必有办法。”

[65]不仅李鸿章如此，另一位在京主持议和的全权大臣奕劻也是如此，据赫德庚子年八月十九日（1900年9月12日）的一封去函言：“所有的衙门都被抢掠一空，庆亲王也得向邻居尽量张罗，才借到二千两银子。

现在他来找我想办法，我只得向汇丰银行洽商，从我和衙门朋友的存款中，每月借给他一万两。”

[66]在这种情况下，东南济急善会的北京分局设于贤良寺，由上海汇解至京的救济款项也完全是由李鸿章幕府人员进行管理，因此李鸿章及其幕府人员挪用救济款项以应急是完全可能的事情。

在救援行动的过程中，东南济急善会北京分局的几位重要主持人便因款项不清而招致物议纷纷。

如京官高枏曾在日记中表示，杨文骏、杨崇伊“为救济船事”

，“各赚万余金，各有被骗”

，以致京官中“大起嫌言”

。

[67]另一位京官赵炳麟更认为“崇伊蚀款逾十万”

[68]。

杨文骏、杨崇伊等究竟有无贪占救济款项，或是另有隐情，现在均已无法得知，因为不但《申报》上有关救援款项的信息或语焉不详或严重不足，关于救援行动的征信录也以“垫用经费已巨，已无余力刊刻”

为由而无缘面世。

随之而来的后果便是，救济款项的具体收支情况根本不可能有一个准确的统计与核实，而这也成为本书的一大遗憾。

[1]金家瑞、林树惠辑：《有关义和团上谕》，见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四），38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

[2]《上谕》，见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490～491页，北京，中华书局，1959。

[3]金家瑞、林树惠辑：《有关义和团上谕》，见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四），43页。

[4]城破之初，大部分京官均认为并相信，皇上并未出逃，而是留京与洋人议和。

参见高枏：《高枏日记》，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室编：《庚子记事》，174、176、182～183页，北京，中华书局，1978；恽毓鼎：《恽毓鼎庚子日记》，见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教研室编：《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1辑，62页，北京，中华书局，1964。

另外，本书中作为人名的“枏”

字仍统一采用所引文献的异体字写法，未改成简化字。

特此说明。

[5]奏摺、折本是清朝的两种文书。

折本的折，是动词；奏摺的摺，是名词，表示一种折叠的文书。

在清朝，折本是交给内阁和御门听政大会处理的，奏摺是交给军机处处理的，二者保密程度不同，文体不同，篇幅也不同（折本厚，奏摺精炼）。

《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根据简化字规范和约定俗成收入奏折一词，“奏折：写有奏章的折子”

（《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1748页）；同时又指出：“‘摺’简化为‘折’，但在二字意义可能混淆时，仍用‘摺’”

（《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1659页）。

本书在行文中采用奏折一词，但若是引文，则根据所引文献是用“奏折”

还是用“奏摺”

仍旧维持不变。

特此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