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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满汉之别与家国之感（第1页）

二、满汉之别与家国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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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时人的一般印象中，义和团运动与旗人之间也存在着紧密的关联。

首先义和团在朝廷中的支持者大多为旗人亲贵。

李希圣《庚子国变记》载：“太后意既决，载漪、载勋、载濂、载澜、刚毅、崇绮、徐桐、启秀、赵舒翘、徐承煜又力赞之，遂下诏褒拳匪为义民。”

[207]亲历五月二十一日朝议的袁昶在日记中写道：“诸王贝勒，及崇绮等二十余人，痛哭合词面奏，云非战不可，皆主张端邸之说。”

[208]从未参与过朝议的高枏在五月二十日的日记中写道：“荣、庆、端、澜意见尚不相合。

贝子贝勒皆大哭，非哭烧杀之起于京城，乃哭昨日上谕之将拿团也。”

[209]柴萼之《庚辛纪事》论端王载漪：“拳匪起，倡率诸王贝勒，轻举妄言，致肇战衅。”

[210]叶昌炽则在日记中表示，徐桐、刚毅、崇绮主持于内，裕禄、毓贤主持于外，“内外同心”

肇祸于国。

[211]《拳事杂记》节录某山东京官之书信曰：“京师义和团匪，不独满人奉若神明，即汉人中如徐中堂桐、赵尚书舒翘，亦不能抗疏力争，而徐赵数人，且迎合权要之意，力保团民之足恃。”

[212]在该山东京官眼中，徐桐、赵舒翘的罪责在于“不能抗疏力争”

，“且迎合权要之意”

；而满人对于义和团则是“奉若神明”

。

另有“北京来函”

亦云：“一月以来，京师胡同城闉，竟遍贴该匪百十字之咒，劝人行道，满人崇信颇笃。”

[213]《拳乱纪闻》中甚至还有如此记载：“凡属满人，不分大小老少，均系义和团中之人，其腰间均束有红带以作伊党记号。”

[214]此则材料节录于报刊，以“北京访事来电”

为起首，流布于众，自然会进一步加强时人有关满人与义和团之间存在紧密关系的印象。

可以说，在世人眼中，庚子之祸，虽起于义和团，但肇祸者实乃旗人。

其次，“此次旗人肇祸，受祸亦旗人最酷”

。

在叶昌炽看来，“此次兵祸，旗人职为厉阶，故各国视若仇雠，八旗子弟之隶兵籍者，妇人之旗装者，被祸尤酷”

[215]。

旗人被祸最惨的具体表现是，旗人向来所居之地“尽付焚如”

，“八旗阀阅，无不自内达外，旷无人居”

。

高枏在日记中也特别提到这一点：“颂年言内城旗宅受害已极。”

[216]《拳乱纪闻》所摘录的某报七月二十三日烟台来电云：“此时北京内外城所有满洲民人，全已逃遁无一存者。”

[217]洪寿山《时事志略》之第二十四段“改旗充民”

，对联军入城后旗人之畏祸心态亦有详尽描述：

旗民老少妇女，不敢粉饰妆容，素发挽簪鬓蓬松，形如逃荒人等。

旗人不敢请安，要学民人打躬，若问尊驾贵何称，便把老姓答应。

[218]

旗人之学民人，是“惟恐洋人知是旗人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