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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满汉之别与家国之感（第2页）

。

从这段材料可见，联军破城后，即使洋人没有明确地对“汉人”

“旗人”

进行区别对待，但至少在旗人心目中，存在着这种区别对待，并因而恐惧，从而殉国。

京师城破之时，“旗人多举火自焚，或阖室雉经，大约禁城之内，百家之中，所全不过十室”

[219]。

事后留京办事大臣昆冈等奉上谕详细确查矢志殉国、临难捐躯者。

因为京城所有各旗员暨各衙门汉员是否在京，无从查问，昆冈采取“该殉节诸臣家属呈报名口数目，开单具奏”

的方式，陆续将“在京各员及家属殉难清单”

上奏行在。

从庚子年九月十二日（1900年11月3日）第一次呈报，至辛丑年三月六日（1901年4月24日），短短半年便有十次“殉难清单”

之呈报。

此外，还有一些单独呈奏，如袁世凯之《呈请旌恤王懿荣事摺》、昆冈之《代奏副都统奕功阖家殉节事摺》、寿全之《为辅国公光裕坠井身死并代递遗摺事摺》等。

尽管也有汉人殉国者，但庚子年的殉国者大多为旗人则毫无疑问。

《庚辛纪事》曾如此叙述庚子殉难者：“祭酒王懿荣夫妇子妇，共投井死。

主事王铁珊，祭酒熙元，及满官百余人，皆及难，是役满人死数千人。”

[220]张之洞则于庚子年十一月十五日（1901年1月5日）致电李鸿章表示：“八旗殉节者，早已入奏，而汉员除王祭酒外尚未有闻，实是阙典。

此举关系甚大，当蒙鉴察。”

[221]

旗人殉国者更多，一方面如前文所述，乃恐惧洋人之报复；另一方面，或许是旗人的家国之感来得更为强烈一些。

作为旗人中少有的“讲西学”

者，宝廷之子寿富视联军破城、社稷成墟为“国破家亡”

。

作为好友，华学澜亲身经历了寿富之殉国：“伯茀送来信一纸，七绝三首，其尊甫竹坡老伯年谱奏议数包，嘱为守护，已有死之志。

鸣西急往劝伊，少时归。

余又到伊处婉劝，据云两宫虽无恙，而社稷为墟，目不忍视，其志甚坚。

谈许久归。”

[222]在致华学澜的信中，寿富写道：“大势已去，晚国破家亡，万无生理，老前辈如能奔赴行在，敢祈力为表明，晚死于此地此时，虽讲西学并未降敌，家人有不欲死者，尚祈量力照拂，如死亦听之。”

[223]

临死之前，寿富念念不忘的是向朝廷表明其“虽讲西学并未降敌”

。

由此可知，往日守旧者视讲西学者为汉奸为叛国，的确给趋新士人带来很大的心理压力。

对义和团不抱好感的恽毓鼎曾在六月二日的日记中论述如何辨别传言之真伪：“大抵言之缓急，视乎人之壮馁。

其深恨洋人、意气甚壮者，往往喜谈胜仗。

其平日倚重彼族，不以开战为然，恇怯久以遣眷者，则必张皇敌人，幸灾乐祸，冀京师之危，以实其向日之说。”

[224]言下之意，恽毓鼎显然对于“不以开战为然”

的趋新士人更多鄙视与不屑。

而这种鄙视与不屑是以断然否定趋新士人的家国情怀为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