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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满汉之别与家国之感（第3页）

高枏听闻“某侍御以未出城者皆汉奸”

，愤愤然表示：“然则城内如昆、敬、崇、礼、溥，城外未走者尚多，皆汉奸乎。

王伯唐不喜洋，最恨团，而毅然自尽，将何以评定。”

[225]一句汉奸引发高枏的如此愤怒，以及寿富殉国之前的谆谆嘱咐，表明寿富等趋新士人内心深处都很难容忍他人对自己家国情怀的怀疑与否定。

殉国当然是京官或士人家国情怀的极致表现。

但对于汉人京官而言，殉国又不仅仅是因为家国之感，更有来自传统文化的召唤。

例如，对于宋承庠而言，“既读圣贤书，惟有捐躯报国而已”

；对于王铁珊，亦是如此：“读书所学何事，一旦时势至此，不能出死力与敌相持，已负朝廷而愧学问。

若更引身远避，自问何以为人？且在京为大清之官，在籍践大清之土，国若不保，家将属谁？”

[226]在这些汉人京官眼中，殉国乃是国破之时读书人的本分。

因为殉国，他们既实现了对清王朝的大义，也实现了对圣贤书所代表的传统文化的忠诚。

事实上，那些不曾殉国的汉人京官在庚子国变中亦不时流露出浓郁的家国情怀。

恽毓鼎在闰八月六日的日记中写道：“大清门至午门，重门洞开，驰车出入；美督住社稷坛，贸易者皆乘车直入。

余每过之，伤心惨目，饬仆夫让绕石栏外行，不敢踰越尺寸也。”

[227]很少在日记中有情绪表达的华学澜在十一月二十二日的日记中有类似记载：“在前门雇车，由正阳门直入大清门，外国虽不禁止，终属中国禁地，臣子何敢废礼。

无如暂雇车夫不受约束，禁之不可，闭目低首，心犹惴焉。”

[228]常在日记中流露出南北满汉之见的叶昌炽在十一月六日的日记中亦有如此记载：“由东西长安门穿驰道而过，端门洞开，各国兵弁车马纷驰不绝，小臣非敢陨越，御者趋捷径如鹜，虽禁之亦不从也。

各处宫墙，往往开一便窦，任人出入，冯轼长叹。”

[229]虽然只是门禁，但代表的是国家礼制，因此对于身为大清臣子的恽毓鼎、华学澜和叶昌炽而言，过禁门即是逾越礼法。

因为京城为联军所占，往日的礼法秩序皆**然无存，过禁门在平民百姓眼中也许无足轻重，但在饱读诗书的恽毓鼎等京官眼中，却是足以引发家国之感的惊心之举。

事实上，因为庚子时期的中国仍是一个君主礼制国家，所以京官士人的家国情怀也多寄托于宗社礼制及君主身上。

七月二十七日，尚无留守名义的昆冈等留守京官与赫德会晤，表示“目前最急者，保护宗庙社稷、东西两陵以及禁城以里大内各地方，均为最要。

其次则百万生民性命”

；庆亲王奕劻与赫德首次会晤，“发议之始，先以保护宗庙、社稷、东西陵寝、大内宫殿等处，以及绥辑官民，弹压地面，均为目前要义”

；徐郙等南城汉人京官联衔请安折亦以“宗庙宫廷，安然无恙”

为幸，并据此判断洋人“惟志在和约，以逞其要求”

。

[230]寿富殉国的理由也是“两宫虽无恙，而社稷为墟，目不忍视”

，后华学澜“闻昨晚大火并非大内，系朝阳门楼及各仓，急令鸣西告知伯茀，宗社未动，尚可缓须臾无死”

。

[231]八月四日，各国公使及八国联军部分队伍由昆冈等陪同入大内“瞻仰”

宫廷。

在高枏看来，“兵队入宫，为灭国之礼”

，“各国到此，有瓜分之意”

，“若魏晋六朝之事将毕见于一朝”

，“晦若先生甚忧之，芸子所忧更甚”

，“石孙亦以为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