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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满汉之别与家国之感（第4页）

[232]马勇在其著作中则认为：“联军的这一举动既有战胜清王朝的象征意义，又为将要进行的议和谈判留有足够的余地。”

[233]这是研究者的事后论述，对于身处其时的京官士人们而言，有关宗社的一举一动都能引发他们的家国之忧。

据《恽毓鼎庚子日记》所载，宋承庠“以耻插白旗死”

，寿富殉国最终也是“以耻悬白旗死”

。

[234]当然，更多京官选择了插白旗，《高枏日记》七月二十三日载：“乔宅亦插白旗，擦去街条门对。”

[235]华学澜家遭劫，洋兵“濒行，留白旗一，上书洋字，悬之门首”

；“颐菊泉在门首执白布，上书洋字，云悬之门首，即可保护。

书庵在街上亦云然。

鸣西即往寻一样来，照书悬之。

又写数块分送邻家”

；“蒋梅生来访酌升，余亦见之，谈许久。

梅生向在大学堂，通洋文，见余门首旗字，以为无用，为另写一旗”

。

[236]仲芳氏在《庚子记事》中对此亦有详细记载：“各国既定分界，凡在界内之铺户住户，不拘贫富，各于门前插白布旗一面。

居住某国地界，旗上即用洋文书写‘大某国顺民’。

又有用汉文写‘不晓语言，平心恭敬’贴于门前者。”

[237]由此可知，悬挂白旗在当时的京城是一个普遍行为。

高枏在日记中记载了乔树枏之“插白旗”

，对自己有无插白旗却只字不提；同样，恽毓鼎在日记中记载了宋承庠、寿富因耻悬白旗而殉国，而对于自己是否插白旗亦只字不提；只有华学澜对于自己插白旗的行为进行了详细记载。

高枏、恽毓鼎有无插白旗，我们已无法得知，所以两种可能性都存在：一种是有插白旗，但耻于在日记中提及；另一种是在绝大多数人都插白旗的情况下，坚持不插白旗，刚好也无事。

不论何种情况，都可以让人感到，高枏、恽毓鼎均视插白旗为耻。

华学澜对于插白旗毫不避讳，或许在他看来，插白旗与否，无所谓耻辱与不耻辱，因为这不过是一种生存策略，无关国家宗社之安危。

相对于插白旗与否，他更看重的是禁门洞开所象征的朝廷礼制被践踏，从而“闭目低首，心犹惴焉”

。

相对而言，洪寿山《时事志略》对插白旗的行为进行了区分：

二十一日，大小街巷门前，俱插白旗，上书“大日本帝国顺民”

字样，我等小民，所当然也。

自古以来，民顺天命，今亦然也。

惟旗人与民不同耳。

今我国大清未灭，偶然都城失守，而大小旗户，以及官宅府第，亦插白旗而从日本，殊属可笑可耻。

[238]

洪寿山将旗人、京官与一般平民分开，划作一类，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民间在此问题上的普遍看法，也说明了旗人、京官与清王朝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紧密关系。

所以一些京官尽管在庚子国变上存在着明显的满汉之见，认为旗人乃肇祸之尤，但面对联军入城、山河破碎的局面，这些京官的家国之痛并不轻于旗人。

城破之时，避难于昌平的叶昌炽在八月二十六日的日记中完整抄录了日本人招商运货及弹压地面的告示：

大日本军事警务长官柴，为明白剀切晓谕事。

照得国以民为重，民以食为天，尔号即须速为购买粮食，以便民生。

本长官恐有不法之徒，从中滋事，特派兵周流以查，为尔号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