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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满汉之别与家国之感（第6页）

，但正是在此期间陈夔龙从顺天府尹一直做到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仕途之顺之显赫，与“沉滞时代”

可谓天渊之别。

陈夔龙在庚子国变期间的人生经历，就成了解释他一生命运转折的关键。

郭文以陈夔龙的自述为线索，对其在庚子国变时期的活动进行了详尽叙述，而陈夔龙作为庚子国变时期的顺天府尹，后又作为唯一的汉大臣被任命为八位留京办事大臣之一，不但亲身经历了庚子国变的整个过程，也全程参与了解决庚子国变的各项善后工作。

陈夔龙在庚子国变期间的作为，充分展示了自身的才干，为其日后的宦途显达奠定了基础，而这段经历也成为“陈氏最感骄傲的话题”

。

参见郭道平：《庚子事变的书写与记忆》，71～100页，博士学位论文，北京大学，2011。

还有两篇完成于2016年的硕士论文，均聚焦于庚子国变期间的陈璧。

陈璧作为留守京官，在庚子国变期间由巡视中城御史升至顺天府尹，对于北京城在庚子国变中从失序到重建秩序这一过程，不但亲身经历，也是重要的主持者，因而聚焦于陈璧研究，实际上也就是致力于庚子国变及其后北京城的社会治理研究。

参见毛树华：《庚子事变后陈璧对北京城的恢复》，硕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16；孙丽丹：《义和团时期的陈璧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河北师范大学，2016。

另外，文学领域对于庚子诗词的研究，如李晓涛的《清代蒙古族诗人延清及其〈庚子都门纪事诗〉》（硕士学位论文，内蒙古师范大学，2006）、周振荣的《事核词哀，独抒衷爱——延清〈庚子都门纪事诗〉考评》（硕士学位论文，苏州大学，2007）、陈正平的《〈庚子秋词〉研究》（龚鹏程主编：《古典诗歌研究汇刊》第四辑第18册，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08）、卓清芬的《王鹏运等〈庚子秋词〉在“词史”

上的意义》［《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3）］、陈尤欣的《〈庚子秋词〉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2012）等论文或著作，或多或少都要涉及这些诗词作者（大多是留守京官）进行创作时的生活状态，尤其是心态、思想等方面。

需要指出的是，这些研究都集中在某一部作品上，尤以《庚子秋词》相关研究最为集中。

还有学者从历史的角度对《庚子事变文学集》中的“国变众生相”

进行探讨，其中包括“两宫”

“官员”

“洋人”

“义和团”

等章节，参见欧轶松：《文学中的国变众生相——基于阿英〈庚子事变文学集〉的探讨》，硕士学位论文，华中师范大学，2013。

上述研究多聚焦于某一位京官，如陈夔龙、陈璧，或京官某一方面的活动，如吟诗作词，缺乏对留守京官群体日常生活世界的整体关照。

[6]目前学界对庚子年间北京城的相关研究也有不少，如路云亭对庚子年间北京演剧业的研究［《庚子剧坛——清光绪二十六年北京的演剧业》，载《民俗研究》，2008（3），139～155页］，滕德永对八国联军占领期间安民公所相关情况的探讨［《安民公所与北京近代环卫事业的起步》，载《北京社会科学》，2012（2），88～93页］，张建斌以“四恒”

钱庄为中心对庚子国变期间北京金融汇兑状况的考述［《晚清政府的一次救市——以“庚子之变”

中“四恒”

钱庄为中心的考述》，载《北京史学论丛（2015）》］等；再如郭道平博士论文对正阳门、翰林院的庚子劫难及其意义的深入阐发，对八国联军在北京城的统治及民众对于联军统治印象的细致入微的分析和论述（《庚子事变的书写与记忆》，189～227、315～332页）等。

此外，贾琳《庚子事变中的北京城》（王岗主编：《北京历史文化研究》，349～35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一文，通过“两宫出逃路线考”

“京城：攻占与开献”

“京官：走与留”

和“天气：晴与阴”

四个方面，考察了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当天，北京城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故，北京城中活动的人群包括两宫、京官和普通百姓如何应对这一事变；周增光《庚子事变前后北京的社会救济与政府行为》（王岗主编：《北京历史文化研究》，373～383页）一文，则对清政府在庚子事变前后进行的诸如“拨仓米平粜、提前发放旗民钱粮、稳定钱庄票号以稳定市面，以及开设粥厂施粥、发放棉衣裤以赈济贫民”

等救济活动进行了一番梳理，表示不能简单地认为清廷在这一时期的社会救济中缺位。

上述研究大多专注于某一行业、某一机构、某一时刻、某一现象和某一领域，因而很难让我们对庚子国变期间整个京城的社会秩序及其演变过程有一个清晰而准确的把握。

[7]陈捷：《义和团运动史》，30～35、122～126页。

[8]陈功甫编：《义和团运动与辛丑和约》，13～17、34～39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

[9]金家瑞：《义和团运动》，137～142页。

[10]廖一中、李德征、张旋如等编：《义和团运动史》，335～346页。

[11]马勇：《从戊戌维新到义和团（1895—1900）》，422～423页。

[12]［美］何伟亚：《道德话语：1900—1901年对北京的劫掠》，载《历史研究》，2002（5）。

有关这一主题的探讨，何伟亚在其专著《英国的课业：19世纪中国的帝国主义教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中有着更为详尽的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