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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江浙东南与南省北省本属一体（第5页）

，背后的南北意识均显而易见。

至八月中旬两宫已然西幸的情况下，“迎鸾南下”

和“北上尊王”

均“事机已失”

，而“慈谿王君”

提出北上援救被困之“南人”

，“此举亦痛痒相关之一端”

，因此被《中外日报》叹为“见本知源之论”

。

救援行动被《中外日报》赋予了如此重大的政治意义，但对于救援行动的大多数主持者与捐款者而言，救援行动更主要的还是一次以乡谊为基础的慈善之举。

闰八月二日的《申报》上刊登了一则济急善局的告启，载录了“游君必方、欧阳君本、王君蕴如、刘君延龄、刘君庆汾、朱君宗藩、丁君泰、陈君作霖”

等非江浙士绅致济急善局的公函，表示“各善长此次美举，仅为江浙诸贵同乡，然亦实因经费不敷，致难一视同仁，并非显分畛域，是以贵启内开，如有别省善绅指明救助某省官商，亦当一律核办，以期推广等语，为难之隐，人所共谅”

。

与救济善会在《中外日报》上刊登的“寓沪湖南、福建、江西、湖北、云南、广东、广西、贵州官绅士商”

的公启不同，此则公函对于济急善局仅救济“江浙人士”

表示了谅解。

这些非江浙士绅之所以能够理解济急善局的做法，显然是对乡谊逻辑的认同。

也正是由于这一点，这些非江浙士绅表示，“桑梓关怀，不忍坐视，其侨寓各省同乡诸大君子，闻此惨状，谅亦咸有援手之心”

，但“辗转需时，缓不济急，惟有吁恳各善长垂念同胞，推广惠泽，且各善长素来乐善，历年各省灾振，莫不仰赖荩筹，务求一体周施，均沾仁惠”

，而“弟等各竭绵力，仅就四川江西云贵同乡会商，筹捐五千金，顷先垫规元三千两，附呈台收，顺寄前途，酌量拯救”

。

这些非江浙士绅还是希望济急善局能够“一体周施”

，使各省同胞“均沾仁惠”

，但在捐款方面，又表示“仅就四川江西云贵同乡会商，筹捐五千金”

。

显然，由四川、江西、云贵同乡筹捐之五千金，乃是“指济”

四川、江西、云贵之被难官绅，并想以此作为其他“各省之蜀豫云贵官商诸公”

之提倡，因此该函末尾又有这样的呼吁：“若有在各省之蜀豫云贵官商诸公，及他省仁人善士，倘欲共扶斯举，或随缘乐助，或向人募捐，其银请速汇上海观音阁马头天顺祥票号代收，转交济急善局，缮给收条，一面请登日报，用彰诸公善施而明经手者之心迹。”

由此看来，该来函作者是想向各省仁人善士募款，以供济急善局“一体周施”

，而募款又是建立在“各省同乡诸大君子”

之“桑梓关怀”

的基础上。

故济急善局在此则来函后附文表示，于此可见来函诸公之“谊重梓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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