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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红十字 争取洋人认同的符号（第3页）

[115]

救济善会在晓谕天津居民不要“错认红十字为教民，任意伤害”

的同时，又致函天津都统衙门，表示救济善会乃“略仿泰西红十字会章程”

而创立，请求都统衙门“一体保护”

，并“恳出示晓谕，所有敝会上下人等均随身带有本会中西文凭执照，衣上并订有红十字为凭，凡往来经过地方，均须随时验放，以利遄行”

。

不久，救济善会又致函都统衙门，提出更为明确的要求：“用特函请贵衙门先出洋文告示，遍谕各军，凡敝会董事小工身上均有红十字记号，各国洋兵不得欺侮。

兹送上红十字旗四面，即请盖印签字给领，以便敝会于应办掩埋地段均行插立此旗，咸资保护。”

[116]“红十字”

由此成为区别救济善会办事人员与一般中国人的标志性符号。

由于洋人对“红十字”

的信任，也由于救济善会的自我塑造，更重要的是救济善会本身所致力之工作确实是善举，“红十字”

给救济善会的救援工作带来了极大方便。

陆树藩事后曾表示：“凡联军之在直北者，上至将帅，下及兵卒，莫不帖佩此举。

故会中司友无论欲往何处，均无阻止，因会中人臂上均缚有红十字以示区别。”

[117]不过，“红十字”

带来的便利，很快便造成了新的问题。

德医官贝尔榜为此特别致函陆树藩：

谨将德国头等统领所告我一切，通知阁下，此皆与贵会中有关系者。

缘此处时有中国人不在中国救济善会中，而亦用红十字粘臂作记者，时犯法妄为借端滋扰。

事为德国头等统领所闻，因此告我转通知阁下，从今以后中国人再不许粘红十字在臂作记，并云贵会中司友或工仆人等，概不能与洋兵巡捕滋扰等情。

弟当时已将贵会中从前所开之名单使渠观览，并云此次乘爱仁轮船来津之人皆系善人，断无此等情弊。

且各人例有护照及小照，以示系中国救济善会者。

以上情节祈阁下通知会中之人，以后凡系中国救济会中工仆人等，应无庸将红十字粘在臂处，凡系会中官员亦可无庸以红十字作记。

惟将所有中法德三国文字之护照及所影小照时常随身带走，以便查验而示区别，特此通知。

[118]

因为非救济善会中人借红十字“犯法妄为，借端滋扰”

，中国人（包括救济善会中人）被剥夺了“粘红十字”

的权利，善会中人只有“将所有中法德三国文字之护照及所影小照时常随身带走，以便查验而示区别”

。

陆树藩在《筹创中国红十字会启》中提供了另一种当时的中国人不能佩戴“红十字”

的说法：“后各国兵官咸以敝会未入杰乃法之会，未便滥用红十字旗帜，各都统故嘱敝会将红十字改为蓝十字，以示郑重之意。”

[119]后来，陆树藩在致上海救济善会第三号公函中又表示：“与洋人交涉，知是善举，莫不钦敬。”

[120]因此，无论是红十字，还是蓝十字，让洋人“钦敬”

和信任的不是某种符号，而是这种符号所代表的善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