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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京城社会秩序的逐渐恢复（第5页）

据恽毓鼎日记，闰八月七日“奉庆王札，毓鼎等会同各城绅士筹办地方事宜，严缉土匪，以安善良。

遇有紧要事件，与五城酌办”

。

此前一日，因“美官来索华人四十名充华巡捕，巡绰街巷”

，恽毓鼎便与黄思永、乔树枏、王孝禹、袁幼云、徐士斋等人，约巡城御史陈璧、张兆兰、许佑身三人在协巡公所会议商讨。

“议以五城练勇充数，渐收地面规模。

陈玉苍侍御允筹一百六十金为巡丁口粮（勇丁每名旧饷三两六钱，今加为四两）。”

美官又欲请华官会审刑案，于是会议又决定“以司坊明练者，择派二员，附公所会审”

[58]。

而陈璧于闰八月九日“照会协巡公所”

：“本五城拣得北城指挥陈文熙堪充正办问案官，中城署指挥丁惟忠堪充帮问案官。

除札饬该指挥等迅速到差外，相应照会贵公所，请烦查照可也。”

[59]

由此可知，协巡公所主要是负责应付洋人交代的工作，如请华巡捕巡街、请华官会审刑案等。

遇到这些“紧要事件”

，协巡公所不仅要与五城酌商，而且只有依赖五城出钱出人，才能完成这些由洋人交付的工作。

某种程度而言，协巡公所就相当于在洋人与五城之间搭了一座桥，洋人的要求通过协巡公所转达给五城，而五城出钱出人交给协巡公所来办理。

五城之所以愿意而且必须出钱出人，也是因为这些地面之责本应由五城来担负。

在致庆亲王的公文里，陈璧曾如此表示，“城内向归步军统领衙门管辖，各国如在城内设立公所，应由该衙门派员商办”

，如“前三门外各国界内如再有设立安民公所”

，五城“自应一体酌核办理”

。

后来，属于五城地面的德界设立缉捕七局，陈璧在致庆亲王的公文中称“拟于正阳门以西，宣武迤东，至骡马市、西珠市口一带德国驻兵处所，设立缉捕局七处，经御史等公同拟派通晓德文知县程遵尧、县丞袁鉴布、经历王鸿均办理”

，并请“拟照美国驻兵所经费成案，每月请发官款一百五十两，以资办公”

。

[60]在这份公文里，办理缉捕局的程遵尧等人为五城所派，而缉捕局也是因巡城御史“所请设立”

，其办公经费同协巡公所一样“按月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公支领”

。

据此可知，协巡公所、缉捕局等由地方士绅出面主持的公所，看似独立，其实在人员、财政、事权等多方面受制于五城、总理衙门等中国官府。

除“紧要事件”

之外，据《高枏日记》所载，协巡公所所办之事均较琐碎。

“傍晚奂如来，乔来，疲甚，以协巡公所事过劳也。

福建黄孝叔亦来，会茂萱因美知府以州骡分交十段地面，嘱赶买车十辆，为出土计。

洋官于此事最急，谓渣秽不去，居人多病，大碍生机”

；“协巡公所板车上街出土，家中积土用箩筐装之，板车至，倾其上，看此小小事，亦不容易。

有骡有车有人饲养，工食谁堪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