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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救援组织的善后（第4页）

也就是说，要么将“垫款”

变为“捐款”

，“无庸归还”

；要么就是登报声明这些“垫款”

均为刘鹗本人所借，并由刘鹗归还。

简言之，刘鹗之意，即谁还款谁得名。

陆树藩选择要求刘鹗归还银二万两；同时将刘鹗最初之“捐银五千两，垫款七千两”

也拨还给刘。

[85]据此看来，二人因为平粜款项的争执以致绝交。

实际上，陆树藩本人也因这次救援行动而负债累累。

据陆树藩在《拟办天津工艺局启》中所言，“综计所费已几及二十万金”

[86]；又据顾志兴估算，救济善会“在上海及浙江共募得白银七八万两（未包括救济善会筹备时会董捐款数万两）”

，因此陆树藩很有可能因为救援行动负债十余万两白银。

辛丑年，陆树藩接办顺直春赈，“集款至百余万两”

，但又因其“无原则借款私人而未能收回欠款约五万金”

。

再加上光绪二十九年至三十年（1903年至1904年），其家族“经营的振纶缫丝厂、钱庄先后倒闭破产，又欠下一笔债务”

[87]。

种种压力下，陆树藩终于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将皕宋楼藏书卖给日本。

[88]皕宋楼藏书去国之后，陆树藩长期为人所不齿，“后人对皕宋楼藏书去国原因，总是过多归咎于陆树藩个人的坐吃山空与有亏大义”

[89]。

后来，随着陆树藩与救济善会相关史实的发掘，以及一些新视角的产生，不少研究者如徐桢基、顾志兴、来新夏、虞云国诸先生，为陆树藩讲了一些“公道话”

，对陆树藩“无可言说的无奈与胶柱鼓瑟的错误，给以理解与同情”

。

[90]笔者无意对陆树藩的功过是非进行评价，只想借此书充分展示历史过程的复杂，以及历史人物的多重面相。

[1]《救济善会筹办京津善后事宜启》，载《申报》，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一日。

[2]《北方救济并归顺春赈启》，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三，25b页。

[3]《上盛杏荪丞堂》，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四，46a～46b页。

[4]《盛杏荪丞堂来书》，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五，22a～22b页。

[5]《津电照录》，载《申报》，光绪二十七年二月九日。

[6]《唐德熙致盛宣怀函》，上海图书馆藏《盛宣怀档案》，档案号：083176。

[7]《救济要电》，载《申报》，光绪二十七年二月十五日。

[8]《救济善会由新丰轮船载回被难官民单》，载《申报》，光绪二十七年二月二十三日；《续录救济善会由新丰轮船载回被难官民单》，载《申报》，光绪二十七年二月二十四日。

[9]《宪眷将临》，载《申报》，光绪二十七年二月二十八日。

[10]《济急会来书》，见上海图书馆藏：《救济文牍》卷五，28a～28b页。

[11]彭淑庆认为《新闻报》于辛丑年二月二十五日刊登浙江籍京官徐琪撰写的《祭浙江三忠文》，首次将许、袁、徐并称为“三忠”

。

参见彭淑庆：《分野与认同：清季东南社会对“浙江三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