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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省籍意识与东南意识（第2页）

既然“省”

意识在清末如此普遍且影响如此巨大，那么“省”

意识或“省界”

意识又是怎样产生并得到广泛传播与认同的呢？对留日学生“省界”

意识有倡导之功的《新广东》一文，特别阐述了之所以要倡导“省界”

意识的原因，即“治公事者不如治私事之勇，救他人者不如救其家人亲戚之急，爱中国者不如爱其所生省份之亲，人情所趋，未何如也”

，“故窥现今之大势，莫如各省先行自图自立，有一省为之倡，则其余各省，争相发愤，不能不图自立”

。

[67]不久杨笃生便发表《新湖南》一文表示：“微广东倡独立，吾湖南犹将倡独立焉。

乃者庚子实试行之，举事不成奋为鬼雄，而种界二字划入湖南人之脑中者，如压字机器之刻入纸背焉。

然则广东倡之，吾湖南和之，广东鼓之，吾湖南舞之，吾于广东如骖之靳也。”

[68]欧榘甲的文章表达了人们倡导和传播“省界”

意识的目的和用意，杨笃生的文章则显示了人们对于这一用意的认同。

在“省”

意识的起源问题上，刘伟认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清人意识中的“省”

，只是一种行政区划概念，“没有也不应该有自己的独立地位和利益”

，但从19世纪后半期开始，“省的地位”

发生巨大变化：首先是太平天国战争使得“原来集权于中央的财、军权力下移”

，并带来了“省与省的割裂”

，“它由省与省互争饷源开始”

发展到“自保疆圉”

；其次是甲午之战后，清廷“要求各省兴工商、办学校，铸钞币、开矿产”

，而中央无力筹措所需经费，只得允许地方“就地筹款”

，使得地方督抚名正言顺地取得了一省财政的征收和支配权，“开始建立自己的财税体系”

，而随着各省“财政、军事体系的形成”

，“省的自主性大大增强，省的利益得以凸显”

。

刘伟还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各省矿业和铁路公司的兴办，使“各省的官、绅、商、学实现了中国近代史中的唯一的一次结合”

，“成为凝聚和动员一省民众的最好途径”

，对“省”

意识的形成起了尤为重要的作用。

[69]

前文曾述《浙江潮》在光绪二十九年刊登的《非省界》一文，言“省界胎于庚辛之间”

，即在当事人的眼中，“省界”

意识孕育于庚子国变期间。

杨笃生在《新湖南》一文中，更表示“微广东倡独立，吾湖南犹将倡独立焉，乃者庚子实试行之，举事不成奋为鬼雄”

，即将庚子年间的自立军事件视为两湖争取自立的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