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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省籍意识与东南意识（第3页）

据此可知在省界意识即将或已经弥漫广布的时候，亲历其事者均将“省界”

意识的源头指向了庚子年间。

对于这些也亲身经历了庚辛之变的留日学生来说，庚子国变留给他们最深刻的印象，恐怕是传言、慌乱以及最终的平安无事。

[70]当时或不久，他们便应该知道，最终的平安无事是因为东南督抚们与洋人达成的“东南互保”

协定。

但是，“东南互保”

表达的显然不是“省界”

意识，而是“东南”

意识。

关于“东南意识”

，刘学照以庚子年间上海报刊（主要是《中外日报》《新闻报》和《申报》）中的论说为中心进行过精到而细致的“述论”

。

在刘学照看来，上海报刊在庚子年间发表的“许多题为《论南人忧虑北事》《平北乱以定南方》《南北主见已分途》《南方不宜受北方指授》《保卫南方商务》《保全南方之法》《筹南十策》《使南方平安中国幸存》《论东南人心》《论赔款须视南方之力量》《论宜迁都南京》等社说，以及其他从上海、东南和南方的视角观察时局和考虑对策的文字，凸显出一种‘东南意识’”

。

“这种东南意识在年初有关‘建储事件’舆论中已初见端倪，但更集中地显现在关于义和团的舆论中。”

“先是6月初（庚子年，笔者注），以上海商人的名义对清廷上谕倾向主‘抚’表示‘震动’和愤懑。

继而到6月中下旬以后，上海各报大力宣传东南‘互保’思想，抨击‘权奸’的‘矫旨’‘乱命’，申言只有‘保南’才能‘存国’。

及至联军攻陷北京，清廷‘西迁’之后，更从‘党祸’的视角评析时局，认为‘中国以顽固守旧酿大祸’，主张‘迁都南京’，‘皇上复辟’，‘帝党复用’，‘新政再行’。”

刘学照认为，这些东南意识“反映了正在兴起的上海以及东南绅商阶层的愿望和要求”

。

[71]

关于“东南意识”

兴起的原因，刘学照表示，“龚自珍吟叹‘独倚东南涕泪多’，曾国藩申言‘今日事应以东南为主’，京师‘首善’，但‘被现代化’却首先发生在东南”

，“这些都可看作产生‘东南意识’的远因”

；“但‘东南意识’在庚子年间凸显，实主要为义和团运动的一件历史副产品”

，“东南意识”

所表征的“南北”

界限背后，恰是“原有满汉、帝后、新旧界限”

的“扩大和深化”

。

[72]杨国强则在论述庚子年的文章中指出：“三十年之前，内战还没有止息，而效西法以图自强的洋务运动已在外患的逼扼下发轫于东南。

由此作始，日后的岁月里，东南遂成先入中西交汇的区域。

西来的形而下和形而上在这里催发出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节节嬗递，造就了开新的人物与思潮。

在这个过程中累积起来的物质和精神，常常使新旧之争与南北之分交叠在一起。

因此庚子年间长江流域的中外互保虽然旨在‘留东南以救社稷’，而由此形成的南方颉颃北地，则显然地昭示了三十年新陈代谢之后的分化和分野。”

[73]与刘学照仅从上海报刊的“庚子时论”

述论“东南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