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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省籍意识与东南意识（第4页）

不同，杨国强虽未专论“东南意识”

，但其对庚子前三十年中西首先交汇于东南的历史过程最终造成南北“分化和分野”

的叙述，反而更清晰更明确地提示了“东南意识”

形成的原因。

其实，不仅仅是因为洋务运动“发轫于东南”

，“东南遂成先入中西交汇的区域”

，上海开埠后以上海为中心的中外贸易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

而且，正是因为上海在整个19世纪中下叶作为中外贸易无可置疑的中心地位，以及洋务运动的集大成者，行政地位不高的上海成为联络东南各省的中枢与产生“东南意识”

的策源地。

从整个中外贸易来看，19世纪50年代初期上海便已取代广州，“成为全国最大的外贸口岸”

。

除出口贸易独占鳌头外，“1864—1904年间每年中国进口的洋货，一半左右是由上海进口，转运至各主要通商口岸，再传播到全国各地”

[74]。

实际上，英国驻上海领事罗伯逊在咸丰八年（1858年）的《上海港对外贸易报告》中便指出：“上海的地理位置使它成为进口的大集散地，货物多半会被卸在上海”

，“本港能够通过水路把旅客和货物运往上述的任何县城或地方（笔者注：罗伯逊指“长江之南”

的浙江、江苏、江西、安徽、福建、湖北、湖南等省或地区，“长江以北的安徽和湖北一些地方”

，因为“目前还未利用长江”

，且由于这些地方的“混乱状态”

，“使它们从商业观点来看完全是封闭的地区”

），可以不经过长江就能从上海到江西省的宁州和甚至更远的地方”

。

[75]这还是咸丰八年（1858年）太平天国战乱期间的情况，但由此足可看出上海对于东南腹地无远弗届的辐射能力。

因为上海成为洋货进口的集散地，“各地商人竞相来上海采购，有些还常驻设庄”

。

如在棉布方面，比较大的采购帮别有“天津帮、祥帮（即北京帮，因其店名均有一‘祥’字而得名）、东北帮、汉口帮、长沙帮、川帮、江西帮、福建帮、宁波帮等”

；在五金商品方面，有“北洋帮、天津帮、长江帮、浙江帮”

等。

[76]从洋货的集散来看，上海的辐射能力并不仅仅局限于东南，而是面向全国。

那为何又会形成东南各省与北方各省的对立局面？

这是因为从对外贸易中获益的主要是东南各省，毕竟只有出口贸易才是赚钱。

前文已述在中国的出口商品中，丝茶占有统治性地位，而丝茶产区基本上都分布在东南各省，其中蚕丝产区更主要集中于浙江。

虽然丝茶出口贸易的大部分利润落入了茶商、丝商和洋人手中，但生产者在这个过程中也会得到他应得的一部分利益。

英国驻上海领事在光绪元年的贸易报告中写道：“人口增加了，难民回到了叛乱时期离异的家园，人们在所有可利用的地方种植了桑树。

总之，仅在10年以前还是一片荒凉的农村里，大部分产丝的乡村都出现了十分繁荣的面貌，就人们所能看到的，这种情况大概还会继续下去。”

[77]由于蚕丝贸易带来的这种显而易见的好处，在19世纪末，“几乎没有一个清朝显要官员不在某些方面至少在口头上倡导过养蚕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