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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省籍意识与东南意识（第5页）

[78]嘉定县《钱门塘乡志》载：“嘉邑向不产桑。

清同光间，州牧吴承璐于太仓设桑秧局，劝民领种。

里人徐禹年、许敬贤等首先往领，植郭泽塘南岸，每岁育蚕、缫丝，获利颇厚。

自是乡人多植之。

光绪中叶，里无不桑不蚕之家，时号小湖州。”

[79]茶叶种植的地区和面积，也在随着茶叶贸易的发展而扩张。

“湖南省的浏阳本来是‘家家种麻’，后来‘拔而种茶’。

著名的浙江省平水茶区，据有人考证，本来只有野生茶树，直到太平天国时，‘大片荒山与部分林区，披荆斩棘，除石松土，尽皆栽种了茶树。

’”

[80]如果没有获利，蚕丝产区和茶叶产区是不会有动力去扩张的。

可以说，丝茶的出口贸易让东南各省尤其是丝茶产区普遍获得了利益。

经济的繁荣与“生活状况的普遍好转”

，不但使“进口商品的消费额”

大为增加[81]，也会使东南各省的人们面对洋人时更少一些敌意。

当然，进口贸易虽然也可以让经销洋货的商人获利，但这种利益所惠及的人群毕竟有限，且主要集中于城市。

更重要的是，同出口贸易可以普遍惠及出口商品产区相反，进口的洋货注定会夺去一部分人的生计。

失去生计的这部分人，若在东南，尚可转向丝茶业；若在北方各省，则几乎无可转圜。

与此同时，近代化的交通工具与通信手段也给南北带来了截然不同的影响。

对东南各省而言，轮船和电报带来的显然是更多的商业利益。

英国领事在光绪元年的贸易报告中曾抱怨说，上海生丝的开盘价“比伦敦的市价高5%到10%，而且全年都是如此，只是到12月中旬左右，才能按合适的价钱买到这项商品，甚至到那时市价还是比伦敦的价格高3%，这个情形可归咎于许多原因，其中之一是利用了新的电报系统向英国市场提供生丝出售，愿以较少佣金成交，因此竞争非常激烈”

[82]。

在光绪二年的贸易报告中又表示：“中国的商人（由于电报的帮助，在他们进行大批销售之前就得到了欧洲蚕丝歉收的消息）也必然由于如此大的收成而获得极佳的成绩。”

光绪四年更明白表示，“丝市上投机过分，运丝到欧洲要七八周的时间，但电报在24小时之内就能到达，这就增加了风险”

，而“卖方似乎都是因为与欧洲通信的加速而获利最多的人”

。

或许正是由于感受到了快捷的通信和交通带来的好处，“诸如杭州、湖州和苏州等丝茶大市场上经营的商人们”

在英国驻上海领事看来，“都极其希望得到”

“铁路和电报”

等工具。

本书第二章曾述清政府最初兴办电报是从军事国防的角度进行考虑，故首先铺设的是津沪线。

不过，“从镇江经南京到汉口”

的长江线很快也得到铺设，“几年后又展设至成都”

。

[83]在此之前，苏浙闽粤沿海陆线也被铺设完毕。

很难说这些电报线路的迅速铺设完全是由于商业利益的推动，但电报局的丰厚盈利使其成为“洋务派经营最好的企业”

却是不争的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