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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省籍意识与东南意识（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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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船招商局最初的创意某种程度上则完全是为了从商业贸易中获利。

19世纪60年代前，上海到汉口货运每吨运费一度曾达25两，往返一次即可收回轮船成本，后因旗昌、宝顺、怡和等航运公司的竞争，运费下降，但这些航运公司在同治三年（1864年）达成垄断协议后，每吨运费仍可维持在四、五两之间。

因此李鸿章表示：“商船能往外洋，俾外洋损一分之利，即中国益一分之利，微官创设招商局之初意本是如此。”

[85]汉口与上海之间的埠际贸易最大宗的土货商品便是茶叶：自咸丰十一年（1861年）汉口辟为通商口岸后，其对外贸易即以茶叶为第一位，其出口多由上海转运。

[86]前文曾述汉口开埠后，很多在上海经营茶栈的商人便到汉口开设分栈分行，如徐润和唐廷枢的族兄弟唐翘卿。

广东籍买办多出身茶商，是有历史传统的。

鸦片战争前垄断对外贸易的广东十三行在鸦片战争后改称茶行，继续营业。

洋商认为新商“不及旧商之可靠”

，故仍投“素所相信之行店十余家”

，且随着洋商到上海到福州到汉口收购茶叶，广东籍茶商便也随之转战各茶叶口岸。

[87]因此从汉口到上海的运费下降，获利最大的当然便是这些茶商了。

也因此，轮船招商局在第一次由沙船商人朱其昂领衔招股失败后，第二次由唐廷枢、徐润入局负责“揽载与招股事宜”

，很快便招得“银476000两”

，其中“徐润24万两，唐廷枢至少8万两，盛宣怀4万两，茶商陈树棠10万两”

。

由于招商局的参与，航运竞争更为激烈，由上海至汉口的运费由每吨4两降至2两。

无疑，这种局面对于茶商是极为有利的，但对于轮船招商局而言却意味着亏损。

不过，轮船招商局依靠“漕运专利”

，“以北洋之盈补长江之亏”

，所以还是能够“应付”

的。

[88]所谓“漕运专利”

即是将漕粮由南运北所获之利。

在海运兴起之前，“漕运专利”

的惠及者是京杭运河沿岸的北地民众；现在，“以北洋之盈补长江之亏”

，实际上便是损北补南。

这些近代化的西洋器物分别给南北带来了利益与损害，因此南北对待西洋的态度便不可能一致。

这种由经济利益带来的南北对待西方态度上的差异，会引发南北对待西方认知上的差异，并最终导致南北对待中国自身时态度和认知上的差异，这便是新旧之见。

在这个过程中，上海逐渐成为联络东南各省的枢纽。

[89]因为开埠后上海便逐渐成为对外贸易的绝对中心，无论是土货的出口，还是洋货的进口，大部分商品都要经上海而集散。

因此各省商人或是运土货到上海，或是由上海采购洋货到内地，均不免要涉足上海，所以各省商帮在上海纷纷建立会馆。

《海关十年报告（1892～1901）》曾列举了当时上海的会馆名单：商船会馆、江西会馆、宁波会馆、揭普丰会馆、泉漳会馆、潮惠会馆、潮州会馆、徽州会馆、蜀商会馆、绍兴会馆、苏州会馆、广肇公所、京江会馆、江宁公所、三山会馆、山西会馆、钱江会馆等。

[90]当然，这个名单并不能完全反映当时上海会馆的情况，据吴馨等修、姚文枏等纂《上海县续志》，当时上海的会馆还有莫厘三善堂、浙金公所积善堂、湖南会馆、平江公所、楚北宝善堂、山东会馆、海昌公所、台州公所等。

[91]从上面这些会馆名单可知，除山东会馆和山西会馆外，其余全部是东南各省各府乃至各县所建之会馆或公所。

实际上，上述会馆名单仍不可能展现出庚子年前后全国各地在上海所设会馆的全貌，但基本上还是可以看出，上海地区的会馆主要是以东南各省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