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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省籍意识与东南意识（第7页）

也正是由于东南各省几乎均有商帮设馆上海，所以庚子救援期间东南济急善会与救济善会能在三天之内便将数千被难官商抵申后的住宿事宜安置妥当。

这不但体现了上海所拥有资源的极大丰富，更体现了东南各省在救援行动上的诉求一致。

事实上，正是由于“寓沪湖南、福建、江西、湖北、云南、广东、广西、贵州官绅士商”

的联名公启，与“游君必方、欧阳君本、王君藴如、刘君延龄、刘君庆汾、朱君宗藩、丁君泰、陈君作霖”

等“四川江西云贵”

绅商致济急善局的公函，最初只是“救济江浙人士”

的济急善局扩展为“在京之江苏、江西、安徽、浙江、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川、山东、河南、湖南、湖北各省绅士商民及各直省京朝官均应接济”

的东南济急善会。

在接到“游君必方”

等人的来函后，济急善局同仁还曾“邀约各省绅董在一品香公同筹议”

。

可以说，庚子救援行动从救援行动的筹议到救援组织的名称再到救援组织的公启或章程再到救援过程中对于东南各省力量的动员，无一不是“东南意识”

的体现。

如果进一步探究，便会发现“东南意识”

是以“省籍意识”

为基础和前提的。

以庚子年的救援行动为例。

救援组织在动员上海各商帮的力量以解决被难官商抵申后的住宿事宜时，是“伏祈寓沪各省官绅顾全乡谊，各先预备房屋床桌等件，免致临时侷促”

，即是以“乡谊”

为号召。

当一些客栈主响应号召后，救援组织登报感谢，也是称赞这些客栈主“顾全乡谊，宏济时艰”

。

有些客栈主甚至明白宣告，“所有安徽、福建两帮，均可借住栈中”

；“双庆里同丰祥栈主人，籍隶福建，亦愿俟建帮人到申借住，房金一律不收”

。

可见，被难官商到沪后的住宿基本上是通过动员各省绅商的力量来解决的。

在被难官商即将到沪时，救援组织会专门发布公启，通知“各帮绅董”

至码头“公同照料”

。

在被难官商自沪返乡时，在沪各会馆仍是重要的资助者，如广肇公所资助由安平轮船载回之“粤中官商工匠”

“乘广利轮船返粤”

；再如由浙江湖州商人杨兆鏊、丁绍芬组织的协济善会专门刊登公启，表示“嘉湖绍苏五府人确乏川资者，可来敝会掣取轮船免价票，并代付船中酒饭资”

。

又可见，被难官商从抵达上海到离开上海，从在上海短暂住宿到回乡旅费，无处不见在沪各会馆各帮绅董的身影。

这是东南各省被难官商援救回南的情况。

至于那些不愿回南的各省京官们，东南济急善会发动各省捐款接济，钱汇到京城后的分散方法也是以省为单位，“即请各该省公举一人经理，酌量人数匀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