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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省籍意识与东南意识（第8页）

后来东南济急善会总结庚子年救援京官的办法，其中运用最广的一种救济方式便是“各省同乡济各省同乡”

的“指济”

。

由此可见，庚子年的救援行动，无论是将被难官商援救回南，还是汇款至京接济各省官商，基本上都是以省为单位具体展开的（其中，广东省更是自行派人前往京津救援），东南济急善会和救济善会所代表的救援组织更多是在起居中统筹和协调的作用。

从救援对象来看。

正如前文所述，庚子年的救援行动之所以区别于以往的任何救援行动和赈济行为，最重要的原因便是救援对象是以京官为主。

本书余论第二节已用较大篇幅论证各省京官与各省利益之间的紧密关联，某种程度上可以将一省京官视为一省利益在朝廷的代表。

实际上，这一现象在庚子后的清末新政时期表现得更为突出。

再从施救者来看，济急善局最初“仅指救济江浙人士而言”

；后来“寓沪湖南、福建、江西、湖北、云南、广东、广西、贵州官绅士商”

发表联名公启表达不满，并在公启中反复以“东南各省”

为标榜，但在署名之时却仍然是列举“湖南、福建、江西、湖北、云南、广东、广西、贵州”

等省名称，以加强联名公启的气势与力量。

若只是署名“东南官绅士商公启”

或“东南各省官绅士商公启”

，都将使公启气势顿弱。

再后来，“游君必方、欧阳君本、王君藴如、刘君延龄、刘君庆汾、朱君宗藩、丁君泰、陈君作霖”

等“四川江西云贵”

绅商致函济急善局，表达的主要是“仅就四川江西云贵同乡会商，筹捐五千金”

，以为各省倡。

也因此，济急善局在该函后附文表示，于此可见这些“四川江西云贵”

绅商之“谊重梓乡”

。

故济急善局虽然在此后扩展为东南济急善会，但其救援章程和救援方式均表明，救援行动仍然是以“省籍意识”

为底色。

也正是由于庚子救援的“省籍”

底色，李鸿章在为东南济急善会的请奖奏稿中称庚子救援行动“造端于各人各家亲友之相赈，扩充为同省同旗官民之普济”

。

以“省籍”

意识为底色的庚子救援行动，反过来也大大推动了“省籍”

意识的高涨，让以往潜而不彰的“省籍”

意识浮出水面，成为清末新政时期“省”

意识或“省界”

意识勃发的前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