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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第1页）

总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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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在一篇向英国学界介绍美国社会学的论文中，30来岁却已是学界翘楚的李普塞特（SeymourMarti）和斯梅尔瑟（NeilSmelser）以轻蔑的语气对C.赖特·米尔斯做出如是评价：“［米尔斯先生］在当代美国社会学界无足轻重，虽然其著作在学术圈外颇为畅销，并在某些政治圈子里广为传阅。

……由于占据了大众和商业媒体的重要发言平台，他影响了圈外人士对社会学的印象。

他是在美国头号评论媒体《纽约时报书评》上对学界同行做出最多点评的社会学家。”

李普塞特和斯梅尔瑟显然未能预见米尔斯对社会学的持久影响力。

时至今日，米尔斯已成为社会学史上的传奇人物。

1997年，国际社会学会选出了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10部社会学著作，米尔斯的《社会学的想象力》高居第二，仅次于马克斯·韦伯的《经济与社会》。

米尔斯去世已超过半个世纪，当代中国社会和20世纪中叶的美国更是天差地别。

我们今天读米尔斯，不在于书中的历史细节和政策是非，而在于他迫使我们反思一个核心问题：社会学家应如何想象？

首先，社会学家应直面时代的大问题。

米尔斯认为，社会学家必须承担时代的文化责任，发挥相应的公共职能。

他并不主张学者抛开研究，以社会活动为业，而是反对为学术而学术、为审美而审美的研究理念，反对狭隘的经验研究与科学主义。

在他看来，社会学的技艺在于转译（translation）和赋权（empowerment）。

社会学家有责任向一般读者阐明，他们的私人困扰并不只是个人命运的问题，而是和全社会的结构性问题密不可分；社会结构若不发生根本性转变，他们的私人境遇就不可能真正得到改善。

米尔斯一方面炮轰空中楼阁的宏大理论建构，另一方面反对研究方法凌驾于实质议题之上的经验主义。

时过境迁，米尔斯所批判的现象不但没有消失，反而变本加厉。

再看中国，社会学重建30多年以来，成就有目共睹，尤其是涌现了一批才华横溢的青年学者。

从理论到方法，从后现代到大数据，我们对西方学术前沿已不再陌生。

然而，我们是不是让术语和数据掩盖了事实本身？有没有忘了自己投身学术最初的感动？社会总体结构如何？它在人类历史上的位置如何？这个社会中的获利者是谁？米尔斯敦促我们对这些问题做出正面回答。

其次，社会学研究不可脱离历史维度。

对于马克思和韦伯等奠基人来说，社会学和历史学并无泾渭分明的边界，他们的研究既是横向的结构剖析，也是纵向的历史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