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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第2页）

但随着行为主义和量化分析的崛起，历史学和社会学在20世纪初开始分家；历史学家对社会学家提炼一般化理论的尝试不屑一顾，社会学家则将历史学家视为提供史料的体力劳动者。

米尔斯对这一现象持强烈的批判态度，明确指出“社会科学本身就属于历史学科……所有名副其实的社会学都是‘历史社会学’”

。

随着历史社会学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的兴起，这一现象有了较大的改善，但社会学和历史学并未得到真正的有机融合。

如果我们遵循米尔斯的建议，历史社会学就不是社会学的分支领域，而是一切社会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

换言之，历史社会学不是研究历史的社会学，而是具有历史维度的社会学；它将时序性（temporality）置于核心地位，强调因果关系在时间上的异质性。

具有想象力的社会学必然是具有历史穿透力的社会科学，因为社会结构是历史事件的产物。

以转型期的中国为例，我们所处的社会和面临的社会现象从何而来，改革前和改革后的社会是什么关系，传统社会、转型前的社会主义社会和转型中的社会主义社会有何联系，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最后，社会学研究必须基于研究者自身的体验。

米尔斯并不主张大而无当的无病呻吟，而强调“大”

和“小”

的辩证关系。

在分析权力精英、核武器这些时代的大问题时，研究者必须学会利用个人体验。

从小镇到大城市，从务农到白领，经典之作《白领》的灵感很大程度上正来自他本人的人生经历。

对于未来的社会学家，米尔斯的建议是：先反思你的个人经历，再把个人经历同社会变迁结合起来。

所谓“价值无涉”

的学术研究，不仅回避了学者应有的社会担当，更抽离了学术灵感的重要来源。

如果一个研究者对其所做的研究并无亲身体验，甚至没有个人兴趣，他又怎么能指望吸引甚至影响读者呢？对于中国的社会学者来说，我们最缺乏的并非事实，我们的普查和抽样数据已经不少；我们缺乏的是由小而大，大中见小的社会学想象力。

2016年是米尔斯诞辰100周年，我们推出这套译丛，既是向这位社会学巨人的献礼，也是社会学想象力的真诚邀约。

作为社会学研究者，我们理应感到庆幸，因为这个转型的大时代是学术研究和公共关怀相互促进的难得机遇。

我们任重道远，但满怀期待。

李钧鹏闻翔

2016年1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