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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1页）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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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权力”

这个词在当代社会科学里的一般用法，有关人们生活其间的各种安排、有关构成所属时期历史的诸项事件，无论人们做出什么样的决策，都是它必然要处理的问题。

超出人的决策范围的事件确实存在；社会安排也确有可能不经明确决策而发生变化。

但只要做出了这样的决策（以及只要原本可以做出某些决策但其实没有），做（或不做）决策时都牵涉到谁这样的问题，就是有关权力的根本问题。

今天我们不能假定，对人的统治归根到底必须经过他们本人的同意。

管理和操纵人对权力的赞同如今已跻身常见的权力手段。

我们不知道这种权力的界限，虽说我们希望它确有界限。

但这一点并不能抹杀如下事实：当今许多权力的成功施行并没有受到遵从方的理性或良知的制约。

当然，如今我们无须争论就明白，归根结底，强制（）就是权力的“终极”

形式。

但我们绝不是始终处在归根结底的状况。

除了强制，我们还必须考虑权威（authority，即自愿遵从的一方所持的信念使之正当化的权力）和操纵（manipulation，即无权方在无所知晓的情形下对其行使的权力）。

事实上，当我们思考权力的性质时，必须始终分辨这三种类型。

我想我们必须牢记，在现代世界，权力往往并不像它在中世纪时显示的那么有权威。

统治者要想行使权力，其正当化不再显得那么不可或缺了。

至少对于当今许多重大决策来说，尤其是那些国际性决策，大众“说服”

已不再“不可或缺”

，事就这样成了。

不仅如此，有权方明明可以用许多意识形态，却往往既不采纳也不使用。

通常是在权力遭到有效揭露时，意识形态才会被祭出以为应对。

而在美国，诸如此类的对立晚近并没有强大有效到足以引发对于新型统治意识形态的明显需要。

当然，今天有许多人虽然脱离了通行的效忠关系，却还没有获得新的效忠关系，因此对任何政治关怀都漠不关心。

他们既不激进，也不保守。

他们只是漠然。

如果我们接受希腊人对于白痴的定义，即彻底私己的人，那么我们就只能得出结论：许多社会里的许多公民其实就是白痴。

这种境况，准确地说，这种精神境况，在我看来就是理解政治知识分子中许多现代不适的关键，也是理解现代社会里许多政治迷惘的关键。

无论是对于统治者，还是对于被统治者，要让权力结构维持下去甚至日益壮大，并不一定需要思想“信条”

和道德“信念”

。

可以肯定，就意识形态的角色而言，西方社会今日有两桩关键的政治事实：能吸引人的合法化往往缺失；大众漠然盛行于世。

无论做什么样的实质研究，持有上述权力观的人都会遇到许多问题。

但帕森斯那些误入歧途的假设对我们也毫无帮助。

他只是假设，每个社会都存在他所想象的那种“价值等级秩序”

。

不仅如此，这种假设的引申之意会系统性地妨碍我们对关键问题的清晰梳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