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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2页）

的社会。

不仅如此，随着大多数人变成“大众人”

，深陷相当无力的情境，公众在结构上的重要性也逐渐下降。

诸如此类的情状或许暗示着，在针对公众、公共意见和大众沟通的研究的选择和设计方面，我们需要有怎样的框架。

这还要求我们充分陈述民主社会的各个历史阶段，尤其是被称为“民主极权主义”

或“极权主义民主”

的社会。

简言之，在这个领域，囿于目前践行的抽象经验主义的格局和术语，是无法陈述社会科学的有关问题的。

如果不结合某种结构背景，就无法充分陈述践行抽象经验主义的人的确在努力探讨的许多问题，如大众传媒的效果问题。

如果你研究的人口总体（population）“浸**于”

这些传媒只有差不多一代人的光景，那么无论研究有多么精确，又怎么能指望去理解这些传媒的效果？更不要说理解它们组合起来对于大众社会的发展的意义了。

企图将“较多”

和“较少”

受到这种或那种传媒影响的个体筛分开来，可能是广告业非常关注的问题，但要发展一套有关大众传媒的社会意义的理论，却构不成充分的基础。

在这个学派有关政治生活的研究中，“选举行为”

已经成为首要的主题。

之所以选择这个，我想是因为它看起来很容易用作统计调查。

所得结果直白单调，与研究方法的精致、实施过程的精心相映成趣。

搞一项全面彻底的投票研究，却毫不提及“拉选票”

的政党机器，甚或干脆不提任何政治制度，看着这样的研究，政治学家们想来一定很感兴趣。

而这正是《人民的选择》（ThePeoples’Choice）的境遇，这部赢得适当声名的著名研究著作考察了俄亥俄州伊利县（Eriety）1940年的选情。

我们从书中得知，富人、农村居民、新教徒更愿意投票给共和党，而相反类型的选民则倾向于民主党，诸如此类。

但对于美国政治的动力机制，我们所得甚少。

合法化是政治学的核心观念之一，当这门学科处理意见和意识形态方面的议题时，合法化就更是核心问题。

如果认真思量“意见”

这个词，美国的选举政治就是一种没有意见的政治；如果认真思量“政治意义”

这个短语，美国的选举政治就是一种多少没有具备任何心理深度上的政治意义的投票行为。

基于这样的怀疑，有关“政治意见”

的研究就显得愈发怪异。

但是，针对诸如此类的“政治研究”

，我们无法提出任何这样的问题，我希望上述评论也只是作为问题。

这种政治研究应当是怎样的？它们需要有一定的历史知识，需要有某种心理反思的风格，而这些都没有赢得抽象经验主义者的适当重视。

事实上，绝大多数践行抽象经验主义的人也都接触不到这些。

过去20年左右的关键事件或许要算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了。

它的历史后果和心理后果限定了过去10年我们研究的绝大部分内容的框架。

我们目前尚未拥有关于这场战争的起因的权威定论性研究，我觉得这一点有些奇怪；不过我们还是努力要把它概括成一种具有历史特定性的战争形式，确定为左右我们时代的核心，这样的尝试倒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