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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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3页）

除了官方编撰的关于这场战争的史录，最详尽的研究或许要算是萨缪尔·斯托弗指导下对美军做的为期七年的研究。

在我看来，这些研究证明，社会研究是有可能不关注社会科学的相关问题而具备行政管理上的用途的。

当然，如果你希望理解美军士兵的有些战时表现，特别是要追问，怎么可能打了那么多胜仗的人却如此“士气低落”

，那么对于这样的研究结果必定会感到失望。

但要尝试解答这样的追问，会远远超出已获认可的那种风格的格局，而进入不足为据的“臆测”

领域。

阿尔弗雷德·瓦格特（AlfredVagt）的一卷本的《军国主义史》（HistoryofMilitarism），以及S.L.A.马歇尔（S.L.A.Marshall）在其《浴血男儿》（MenUnderFire）中为贴近战场男儿所使用的令人赞叹的报道技术，要比斯托弗的四大卷著作有更大的实质价值。

根据新风格进行的分层研究迄今尚未提出任何新的概念。

事实上，其他研究风格中可资利用的核心观念还没得到“转译”

，“社会经济地位”

方面那些相当笼统的“指标”

通常也就够用了。

“阶级意识”

和“虚假意识”

，与阶级相对的地位的观念，以及在统计上颇具挑战性的韦伯的“社会阶层”

（socialclass）概念，这些相当棘手的问题在这种风格的研究者手下都没有什么进展。

不仅如此，选择比较小型的城市作为研究的“抽样区”

的做法仍然强有力地存在，许多方面极其糟糕，罔顾显而易见的事实：你不能把这类研究聚合加总，然后得出有关国家范围内阶级、地位和权力的结构的充分认识。

伯纳德·贝雷尔森（BernardBerelson）在探讨舆论研究领域的变化时，给出了一段特别的陈述，我觉得适用于抽象经验主义路线的绝大多数研究：

综上所述，（25年前与今日相比的）这些差异呈现出舆论研究领域的一场革命性变迁：这块领域已经变得技术化、定量化、非理论化、条块化、特殊化、专门化、制度化、“现代化”

和“群体化”

，简言之，作为一种别具特色的行为科学，这块领域已经美国化了。

25年前乃至更早前，作为对社会的性质和功能运行的总体关注的一部分，杰出的论家们以渊博的学识研究舆论，不是“就事论事”

，而是置身于宽广的历史、理论和哲学角度，并撰写著述。

而今天，技术专家团队针对特定主题实施研究方案并报告结果。

20年前，舆论研究属于学术。

而今天，它属于科学。

[4]

上文简短地勾勒了抽象经验主义风格的研究的特征。

我并不只是说，“这些人没有研究我所感兴趣的那些实质问题”

，或是“他们没有研究绝大多数社会科学家认为重要的问题”

；我说的是：他们研究了抽象经验主义的问题，但对于那些问题和回答的陈述都只是囿于任意武断的认识论中那些奇怪地自行强加的限制。

我觉得自己并没有用词不慎：他们满脑子想的都是方法论上的约束。

凡此种种，意味着就结果而言，这些研究中堆砌着细节，却对形式关注不够。

事实上，除了排字工和装订工提供的形式，往往也就别无其他形式了。

而细节无论多么众多，也不会说服我们相信任何值得相信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