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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2页）

相当严格的限制。

一言以蔽之，方法论似乎决定了问题。

不过，说到底，这种状况可谓正合预期。

此处所设想的“科学方法”

，并不源于通常的也是恰当的所谓社会科学研究经典路数，也不是对于这样的路数的概括。

它基本上借鉴的是一种自然科学哲学，只是做了些为了方便起见的调整。

大体而言，社会科学哲学似乎包括两类努力。

第一类努力中，哲学家们可以尝试考察社会研究过程的实况，然后对那些看上去最富前景的探究步骤进行概括，并使之统贯一体。

这是一项棘手的工作，很可能会一无所获。

但如果每一位从事实际工作的社会科学家都对此有所努力，就会容易得多。

而人人均应如此，也确实不无道理。

迄今为止，这样的工作还少得可怜，并且也只是用于少数几种方法。

第二类努力，我称之为抽象经验主义的社会研究的风格，往往像是在努力以特定的方式重述和搬用自然科学的哲学，由此为社会科学工作打造一套规划和典范。

所谓方法，就是人们试图理解或说明某事时所使用的程序。

而所谓方法论，就是对方法的研究。

至于方法论所提供的理论，说的就是人们在自己实际研究时都做了些什么。

既然可能存在许多种方法，那么方法论也往往需要具备相当的一般性，因此通常也不会提供具体的程序供人们进行实际研究，虽说它当然可以提供这些程序。

而认识论比方法论的一般性程度还要高，因为做认识论的人操心的就是“知识”

的理据和限制，简言之，就是“知识”

的性质。

当代认识论学者往往奉他们所认为的现代物理学方法为圭臬。

他们往往会从自己对于这门科学的理解的角度出发，就有关知识的一般性问题做出问答。

实际上，他们成了物理哲学家。

有些自然科学家看起来对这种哲学工作抱有兴趣，但有些就似乎只是看个乐子。

有些自然科学家赞成绝大多数哲学家所接受的当前的模型，而有些则持有异议，但我们怀疑，其实有很多从事一线工作的科学家对此一片茫然。

我们被告知，物理学已经发展到如此状况，可以从严密的、数学化的理论中，推演出严密的、精准的实验问题。

而它之所以能够实现这种状况，并不是因为认识论学者在自己建构的探究模式中设置了这样的相互作用。

次序似乎恰恰与此相反：科学的认识论依附于物理学家——无论是理论物理学家还是实验物理学家——所使用的方法。

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波利卡普·库什（PolykarpKusch）已经公开表示，根本没有什么“科学方法”

，叫这个名字的那些方法都可以用几个非常简单的问题来概括。

[6]另一位诺贝尔奖得主珀西·布里奇曼（PercyBridgman）的立场甚至更进一步：“根本没有什么科学方法，科学家的操作步骤的关键特征无非是最大限度地调用头脑，不受任何拘限。”

威廉·S.贝克（WilliamS.Beck）则指出：“发现的机制尚不清楚……我认为，创造的过程与一个人的情绪结构关系如此密切……以至于……要谈概括实在是个糟糕的话题。”

[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