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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4页）

在解释的层面上，我们主要会提日常语言用“为什么”

来涵盖的那些问题。

人们现在生孩子为什么比以前少了？他们为什么想从乡下迁到城里？选举为什么会赢或会输？……

要找出诸如此类的说明（explanations），基本的技术就是统计性的。

我们必须比较多子家庭与少子家庭，比较常不上班的工人与按时到班的工人。

但我们应当比较他们的哪些方面呢？[13]

社会学家似乎突然摆出一副真正无所不涉的姿态：社会科学的各个分支都包括解释和理论，但我们在此被告知，“解释”

和“理论”

本身就是社会学家的领地。

一旦我们意识到，其他那些解释都还不是科学性的，这里的意味也就明了了。

社会学家在将哲学转换成科学时所使用的那些“解释”

，其实属于统计调查中很有用的“解释变量”

。

不仅如此，请注意在上述引文的紧接下来的一段中，倾向于将社会学的现实化减为心理变量：“我们必须假定，在人们的人格、经验和态度中存在某些东西，使他们会在由外观之一般无二的情境下有不同的行事方式。

我们需要的是可以通过经验研究检验的说明性的观点和观念……”

而所谓“社会理论”

，作为一个整体，就成了诸如此类的概念的系统辑录，也就是系统地搜集解释统计结果时有用的变量：

我们确实称这些概念是社会学性质的概念，因为它们适用于多种多样的社会行为……我们指派给社会学家的任务就是搜集并分析这些概念，它们都有助于解释特定领域中发现的经验结果，如分析价格、犯罪、自杀或投票统计数据。

有时候，社会理论这个术语也用来指系统地呈现这类概念及其相互关联。

[14]

必须顺带提醒一句，我们并不完全清楚，这段陈述整体观之，究竟是属于有关社会学家实际已经扮演的历史角色的理论，还是说它只不过是一个提议，建议社会学家应当成为助产士式的技术专家，成为万事万物的解释的监管人。

如果是前者，它肯定是有欠缺的。

而如果是后者，当然，任何社会学家都有自由侧重自己考虑的实质问题的利益而拒绝这样的邀请。

但它到底是事实还是规诫，是陈述还是规划？

或许，它就是对于技术哲学的宣传，就是对于管理效能的崇拜，只是乔装成有关科学的自然史的组成部分。

有关研究的整体风格和社会学家，我所知最清晰的陈述就是：社会学家就该作为科学制造者、工具制造者、解释监管者，安居于研究机构。

这就牵扯出我马上要更系统地讨论的几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