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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3页）

但抽象经验主义者由于抱守认识论上的教条，系统性地采取了非历史、非比较的视野。

他们探讨小范围的区域，偏向于心理主义。

他们无论是界定自己的问题，还是说明自己的微观发现，都不会对历史性社会结构的基本观念有任何切实的运用。

即便是作为对于周遭情境的研究，也不能指望这类研究具有深刻的洞察。

根据定义，也基于自己的研究，我们知道，处在特定情境中的人们（受访者）对于所处情境中的许多变迁的原因往往是不知晓的，只有从结构转型的角度才能理解这些变迁。

当然，这种总体视野与心理主义正好构成两极对立。

它对于我们的方法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似乎是一目了然的：细节性研究所选择的情境，应当切合具有结构性意义的问题。

在情境中被分离出来并被加以观测的“变量”

，应当是我们考察结构后已经发现的很重要的那些类型。

当然，针对情境的研究和针对结构的研究之间，应该有双向互动。

如果认为社会科学的发展就像是分散自处的一群妇女，各自缀补一床大被的一小部分，可不是什么高明的想法。

这些小碎片无论多么精确设定，都不会如此机械、外在地关联一体。

但在抽象经验主义的实践中，通过多少标准化的统计分析，“拿到数据”

，“跑一下数据”

，通常由那些半熟练的分析员来做，这根本不算什么稀奇之事。

然后一位社会学家，甚至是一组社会学家就会被雇用，“真的来分析它”

。

这就引出了我的下一个论点。

在抽象经验主义者当中，晚近有一种趋势，就是在经验研究之前，先来上那么一两章为序，概述“问题的相关文献”

。

这当然是个好兆头，我觉得是在一定程度上回应来自既有社会的研究学科的批评。

但在实际操作中，这项工作几乎都是在数据已经收集并“成文”

后再来做的。

不仅如此，既然这项工作耗时颇费，又磨人耐性，在有一堆事儿的研究机构里，就往往转交给同样有一堆事儿的助手来做。

然后，他搞出来的备忘摘录会被重新打磨，努力使经验研究披上“理论”

的包装，并“赋予其意义”

，或者，如同人们常说的，“从经验研究中攒出个更好的故事”

。

即便只是这样，或许也聊胜于无。

但这的确会经常误导局外人，后者可能贸然认定，这项具体的经验研究经过了谨慎选择、细致设计、精心实施，在经验上足以检验更为宽广的观念或假设。

我不相信通常做法就该这样。

事实上，那些认真对待社会科学的“文献”

的人，会基于“文献”

本身的角度，花费足够的时间，去把握其所包含的观念、理论和问题，只有经过这些人的手，才能确定什么是通常做法。

只有到那时人们才能领会，可以不用丢弃这些研究的问题和观念，而把它们的意义转译到适宜于“方法”

的更为具体、范围更小的问题上。

当然，所有从事实际研究的社会科学家在做的就是这类转译，尽管按照他们的理解，“经验的”

这个术语并不局限在有关一系列同时代个体的抽象的统计信息，而“理论”

也不只是汇集“解释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