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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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4页）

。

在这样的讨论中，颇有一些耐人寻味的把戏。

如果从逻辑的角度来分析，我所考察的这类研究揭示出，用来解释和说明“数据”

的那些“耐人寻味的概念”

，几乎总是指向：（1）高于访谈所利用的层面的结构性、历史性“因素”

；（2）低于访谈者所能了解的深度的心理“因素”

。

但是关键在于，无论是结构的概念，还是心理深度的概念，一般都不是用来梳理研究、搜集“数据”

的用语。

这些用语也许会约略指向其中某个方向，但并不属于这种研究风格通常确认的那些特指的、“清洁的”

变量。

之所以如此，主要原因似乎很明显：在实践中，作为基本信息源，多少是被框定的访谈通常需要有一种奇怪的社会行为主义。

鉴于研究在管理上和财务上的实情，这种状况几乎无法避免。

这是因为，充其量不过是半熟练的访谈员，通过短短20分钟，甚或是持续一整天的访谈，也是无法获取我们所知道的那种深度材料的，那得靠训练够多、耗时够长的访谈才能得到，这难道不是显而易见的吗？[18]而我们所知的适当从以历史为导向的研究中可以获取的那种有关结构的信息，也是不可能从寻常的抽样调查中得到的。

然而，有关结构和深度心理的观念还是被生硬地搬用到抽象经验主义风格的研究中。

它们诉诸一般性的观念来说明特定的观察。

一般性观念被用来阐述结构或心理方面的问题，作为一项研究的“成文”

的“起首”

。

在有些研究行话里，当细节性的事实或关系被宽泛的假设颇具说服力地“说明”

时，有时会使用“聪明”

（bright）这个词。

当细碎的变量的意义被拓展，用来说明宽泛的问题时，结果就可能被指为“漂亮”

（cute）。

我之所以提这个，是要表明，正在兴起一套“行话”

，来遮掩我说的这些步骤。

凡此种种，等于是用统计结果来刻画一般性论点，又用一般性论点来刻画统计结果。

一般性论点既没有得到检验，也没有变得具体。

它们只是被调整以适应数据，就像数据被安排调整以适应它们。

一般性论点和说明可以结合其他数据使用，而数据也可以结合其他一般性论点使用。

借助运用这些逻辑把戏，研究被赋予了结构性、历史性和心理性的意义，而那些研究就其抽象处理的风格本身而言，恰恰消除了诸如此类的意义。

照着以上所示的方式，以及其他一些方式，就有可能既抱守“方法”

，又试图掩盖其结果的琐屑。

在给定章节的起首段落，在所谓“概述”

章节，有时在某个“承上启下”

的“解释性”

章节，诸如此类的步骤的运用实例比比皆是。

在此我并不打算细致考察给定的研究，只希望提醒读者，便于他自己更敏锐地审察这些研究。

我要说的其实就是：任何类型的社会研究都是靠观念推进的，事实对它只起到了约束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