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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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5页）

无论是对于有关“人们为何像这样投票”

的抽象经验主义的调查，还是对于历史学家有关19世纪俄国知识分子的所处位置与所持立场的阐述，这一点都同样适用。

前者遵循严格步骤，往往更加精致烦琐，当然也更加矫揉造作。

但两者的结果在逻辑上的地位并无二致。

最后，对于抽象经验主义所获结果为何通常显得单薄贫乏，还有一种说明，或许最好表述成一个问题：那些真实但并不重要的东西，与那些重要但并不一定真实的东西，两者之间是否必然存在张力？这个问题更好的问法是：社会科学领域里的工作者应当乐于解决哪一个层次上的证明？我们当然有可能变得如此一丝不苟，乃至于必然只剩下巨细靡遗的阐发，除此无他；我们也有可能变得非常模糊含混，最终只剩下一些大而无当的概念。

那些囿于方法论上的约束的人，往往不愿意谈论任何有关现代社会的事情，除非经过“统计仪式”

（TheStatisticalRitual）的精致打磨。

常听有人说，他们搞出来的东西就算无足轻重，至少真实无误。

我对此不能苟同，更愈益怀疑其究竟有多么真实。

我好奇的是，这里面有多少精确甚或是伪精确与“真实”

混为一谈，而抽象经验主义又在多大程度上被当成唯一“经验性”

的研究方式。

如果你曾经有过那么一两年认真研究过千把小时的访谈，做过仔细的编码和打孔，就会逐渐看到，“事实”

的领域其实可塑性非常强。

不仅如此，就“重要性”

而言，当我们当中某些充满能量的头脑殚精竭虑地研究细节时，只因为他们奉为圭臬的那个“方法”

不允许他们研究别的，那当然它会是重要的。

现在我确信，这类研究中的大多数已经沦为单纯的遵循仪式，这仪式刚好能获得商业价值和基金价值，而不是像其代言人声称的那样，“坚守科学的强硬要求”

。

精确并不是方法选择的唯一标准；诚然，精确不应当像经常发生的那样，被与“经验的”

或“真实的”

混为一谈。

我们在研究与切身相关的问题时，应当尽可能精确。

但不存在任何方法凭其本身就应当被用来限定我们要着手研究什么问题，哪怕我这么说的唯一理由就在于，那些最耐人寻味、最棘手的有关方法的议题，常常起于既定技术无法应用之处。

如果当切实的问题从历史中浮现出来时，我们能对其有所感受，那么有关何为真实和重要意义的追问也就往往不言而喻了：我们应当尽可能细致而精确地研究这类问题。

无论过去还是现在，社会科学领域里的重要研究通常都是精心阐发的假设，在关键论点上凭借更翔实的信息详加论述。

事实上，要应对那些被广泛认可为重要的话题和主题，并无他法，至少迄今尚未出现。

我们的研究必须关注重要的问题，或者更常见的讲法是，要关注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这样的要求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对什么而言具有重要意义？行文至此，必须指出，我的意思并不只是说，它们必须具备政治上、实践上或道德上的含义，无论这类术语可能被赋予什么样的意思。

我们首先应当表明的意思在于：它们应当与我们有关社会结构的观念，与这套社会结构中所发生的事情具备真正的相关性。

所谓“真正的相关性”

，我指的是我们的研究应当与这类观念具备逻辑上的关联，而所谓“逻辑上的关联”

，我说的是在我们研究的设问阶段和说明阶段，在更为宽泛的阐发与更具细节性的信息之间，应当有公开而清晰的相互融贯。

关于“具有重要意义”

的政治含义，我稍后会来谈。

与此同时，显而易见的是，像抽象经验主义这样谨慎和刻板的一种经验主义，却在探究中清除了我们时代重大的社会问题和人性话题。

所以，想要理解这些问题、探索这些议题的人，就会转向其他阐述信念的方式以获得启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