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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1页）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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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想搞明白某个思想文化工作领域的发展现状，就必须弄懂它直接所处的社会背景。

因此，现在我必须岔开去，简单谈谈学院派系。

当然，如果一个观念生机强韧，意义显著，那么任何特定的大佬或者派系都无非是其风靡一时的符号，事实也的确如此。

不过，“派系”

（cliques）、“大佬”

（personalities）、“学派”

（schools）的整体情况要比这复杂得多。

它们对于塑造社会科学发展态势发挥着重要作用，值得引起我们更多的警醒。

任何文化活动都要求得到某种资金支持，同时，也得有某种公众通过批评来帮助该活动，就冲这个原因，我们就必须直面它们。

无论是提供金钱还是提出批评，都不是仅仅基于客观的价值的评判，更何况对于评判本身的客观性也好，对于价值也好，通常都存有争议。

学院派系的功用不单在于调控竞争，还在于确立竞争规则，并随时依照这些规则为所做的工作分配酬报。

派系在思想上最重要的特征，就是据以评判人物、批评工作的那些标准（s）。

我前文已经谈了科层式社会科学的“技术专家气质”

，谈了它们的心智品质，谈了它们如何影响到声望的打造，以及由此影响到社会科学中的主导时尚，影响到通行的评判标准，这里只需要再补充谈谈派系通过哪些手段完成内部任务，包括给予新进后学以善意指点，提供工作岗位，推荐晋升机会，把著作呈交给受人敬仰的评论人，乐意接受文章发表和著作出版，分拨研究经费，在专业协会和专业期刊编委会里安排或游说体面的职位。

这些手段等于是在分派学者个人的声望，而这又会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他的学术生涯，就此而言，它们既影响到他在职业上的声望，又影响到他在经济上的前景。

曾几何时，人们一般预期学术声望乃是基于著作、研究、专论的发表，总之是基于观念和学术作品的发表，基于学术同行和头脑清楚的票友对于这些作品的评判。

至于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中情况为何如此，原因之一在于，过去的学术界里在能力方面并没有什么享有特权的位置，一个人是否具备能力，可以接受核查。

对于像公司老总这样的人，他声称的能力究竟是来自其个人才干，还是源于他借助其位置而能获得的权力和便利，却很难搞清楚。

但由于老派的教授们像工匠那样进行研究，这种对于学者研究的怀疑毫无立足之地。

然而，新式的学术活动家（academicstatesman）就像工商经理和军事首领，借助其声望特权而获得展示能力的手段，而这样的能力必须与其个人能力相区别，可在其声望笼罩之下，两者却又不是那么容易分辨。

常任专业秘书，来往图书馆跑腿的文书，电动打字机，听写设备，油印机，或许还有每年三四千美元的用来买书订杂志的小笔经费，如此等等——就连这些不起眼的办公设备和职员配备都会大大增进任何学人的能力外观。

这些人事财物配备在任何工商经理看来，都会觉得微不足道，一笑置之，但学院教授们却不会这么看。

很少有教授，哪怕是高产的教授，能够高枕无虞地拥有这类便利。

但这些配备却是充实资格能力、增进职业生涯的手段，而安定的派系成员有资格得到这些的机会，远胜于保持无所依附的学人身份的人。

派系的声望增加了获得这些配备的机会，而拥有这些配备又会增加制造声望的机会。

因此，我认为，这种状况有助于说明人们如何有可能获得可观的声望，但说实话却不曾有多少产出。

对于这种人，一位在意身后之事的同事最近以颇为客气的口吻谈道：“只要他还活着，他就是所在领域最显赫的人，而死后半个月，就没人会记得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