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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是预先规定的控制。
没有控制,我们也能够非常好地预测某些社会生活领域,其中没有任何人会受到多少控制,而“自愿的”
、非例行性的活动也降到了最低限度。
比如,语言用法的变与不变就是“背着人”
发生的。
或许这类规律的产生也与历史的结构性机制有关联。
如果我们能够把握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StuartMill)所称的社会的“中介原则”
(principiamedia),如果我们能够把握其主导趋势,简言之,如果我们能够理解我们时代的结构性转型,或许就有了“预测的根据”
。
但我们必须记住,在具体的情境下,人们的确常常控制着自己行事的方式,而他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如此,正是我们研究的对象之一。
我们应当记住,除了假设的将军,也有真实的将军,公司经理和政府首脑也是如此。
不仅如此,人们也常常指出,事实上,人并非无生机的客体对象,这意味着他们会意识到对其活动而做出的预测,因此能够并常常真的做出调整。
他们可以使预测实现,也可以使预测落空。
迄今为止,他们会怎么做还不曾得到非常好的预测。
只要人还拥有一定程度的自由,他们会怎么做就并不是那么容易预测的。
但我的观点在于:要说“人类工程”
或“社会科学”
的“实际的、最终的目标”
就在于“预测”
,就等于用技术专家至上论的口号替代了本应合乎情理的道德选择,也等于接受了科层视角。
只要充分采纳这种视角,里面可以采取的道德选择就少得多了。
社会研究的科层化是一股相当普遍的趋势;假以时日,或许任何科层惯例逐渐君临一切的社会里都将出现这种状况。
随之而来的自然还有一种颇具诡辩色彩的不切实际的理论,它与行政管理性的研究倒是没有什么关联。
那些专门的研究一般是统计性的,注定用于行政管理的目的,并不影响对“概念”
详加阐释。
而这样的阐释又与专门研究的结果毫无关系,倒是关系到政权及其变动中的特性的合法化。
在科层官僚看来,世界就是一个由事实组成的世界,需要遵照稳固的规则加以处理。
而在理论家眼中,世界就是一个由观念组成的世界,操弄起来往往不需要任何明晰可辨的规则。
理论以多种多样的方式为权威的意识形态正当化提供辩护。
为着科层目的的经验研究为权威计划者提供有用的信息,从而有助于让权威更有效果,更富效率。
人们以科层的方式应用抽象经验主义,尽管它当然具备明确的意识形态意涵,有时人们也直接应用这些意涵。
如前所示,宏大理论并不具备任何直接的科层功用。
它的政治意涵是意识形态性质的,可能的用途不难想见。
要是抽象经验主义和宏大理论这两类研究风格逐渐形成学术上的“双头垄断”
,甚或成为主导性的研究风格,将会对社会科学的学术承诺造成巨大威胁,也深深威胁到有关理性在世间人事中的角色的政治承诺,因为依循古典传统,人们认为西方社会的文明中始终具备这样的角色。
[1]PaulLazarsfeld,op.cit.,pp.19-20.黑体为引者所加。
[2]“TheSaions”
,TheNewRepublic,27August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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