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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2页）

人类学已经对“人格与文化”

产生了浓厚兴趣。

而对于社会学来说，和心理学一样，“社会心理学”

已经成为一个颇为活跃的研究领域。

作为对这些学术发展趋势的反应，有些心理学家已经开始从事各式各样的“社会心理学”

研究；另一些人试图通过各种方式重新界定心理学，杜绝明显属于社会性的因素渗入这块研究领域；更有些人把自己的活动限定在研究人体生理学的范围。

不过，我在此并不打算考察心理学内部的学术专业分工；这块领域已经被折腾得十分零碎，更不要说对其加以评判了。

有一种心理学反思的风格，学院派心理学家通常不会公开采用，但其仍然影响着他们，也影响着我们整个的学术生活。

在精神分析中，尤其是在弗洛伊德本人的研究中，有关人性本质的问题得到了最为广泛的探讨。

简言之，就在上一代人的时间里，精神分析学家中不那么死板的人，以及受他们影响的一些人，已经做出了两大推进：

其一，他们超越了有关单个有机体的生理学，开始研究那些发生令人恐惧的事件的小家庭圈子。

不妨说，弗洛伊德从一个出乎意料的视点，即医学的视点出发，开启了对处在双亲小家庭中的个体的分析。

当然，人们早就注意到家庭对于人的“影响”

，但新鲜的是，在弗洛伊德眼中，家庭作为一种社会制度，成了个体的内在性格及其生活命运的固有影响因素。

其二，在精神分析的透视之下，尤其是通过应该被称作有关超我的社会学研究，社会要素也被大大拓展了。

在美国，精神分析传统中又融入了许多不同的源泉，在乔治·H.米德（GeeH.Mead）的社会行为主义中，结出了早期的硕果。

但此后，精神分析研究就陷入了束缚或徘徊。

人们现在已经对“人际关系”

的小范围场景看得很清楚了，但这些关系本身所处的更广阔的背景，以及个体本身，却还没有被看清楚。

当然，也有一些例外，尤其是埃里希·弗洛姆（Eri），他把经济制度和宗教制度联系起来，并探究它们对于各类个体的意涵。

整体上徘徊不前的原因之一，就在于精神分析学者的社会角色受限，从职业角度上说，他的研究、他的视角都维系于个体患者；在他实践活动的专业化条件下，能够让他比较方便地意识到的问题也是有限的。

不幸的是，精神分析尚未成为学术研究牢固而有机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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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分析研究的下一步推进，就是将弗洛伊德开始在特选类型的亲属制度中出色完成的工作，充分推广到其他制度领域中去。

这里所需要的观念，是将社会结构视作多个制度性秩序的组合，对其中每一个组合我们都必须展开心理学角度的研究，就像弗洛伊德对某些亲属制度所做的研究一样。

在精神病学，即对“人际”

关系的实际治疗中，我们已经开始质疑一个令人困扰的核心观点，就是将价值与规范根植于个体本身据说的需要当中的倾向。

但是，如果说不紧密结合社会现实，就无法理解个体的性质，那么我们就必须在这样的关联中进行分析。

这样的分析不仅包括将作为一个人生历程实体的个体定位于多种人际情境中，而且包括将这些情境定位于它们所组成的社会结构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