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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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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智与自由面临诸般危机，引发了这些困扰和议题，当然不能把它们梳理成一个宏大的问题。

但以微观视角把它们各自处理成一系列小范围议题，或是局限在各自散布的情境中的一系列困扰，同样无法应对这些困扰和议题，更不用说予以解决了。

这些都属于结构性问题，要说清楚它们，就要求我们从人生历程和时代历史这两个经典角度来进行研究。

只有基于这样的角度，才能追溯引发当今这些价值的结构与情境之间的关联，也才能展开因果分析。

个体性的危机，塑造历史的危机，理智在自由个体生活中的角色和在塑造历史过程中的角色——社会科学的承诺，正在于重述并阐明上述问题。

社会科学在道德上和思想上的承诺，就在于自由和理智将始终是受到珍视的价值，人们还将严肃认真、持之以恒并富有想象力地运用它们来梳理问题。

但这也是宽泛所称的西方文化在政治上的承诺。

在社会科学里，我们这个时代的政治危机和思想危机交汇一处：其中一个领域里的严肃研究也就等于在另一个领域里的工作。

经典自由主义和经典社会主义这两股政治传统加在一起，也就穷尽了我们主要的政治传统。

而这两股传统作为意识形态趋于崩溃，也必然是与自由个体性的衰微、理智在世间人事中的消退有关。

在当代，要从政治角度对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宗旨做出任何重述，都必须包含下面这种特别的社会观并赋予其核心地位：在这样的社会里，所有的人都将成为具备实质理性的人，他们独立的理性思考将对其所处社会，对这个社会的历史，也因此对他们自己的生活命运产生结构性的后果。

社会科学家之所以对社会结构感兴趣，与任何认为未来在结构角度上已经确定的观点都没有关系。

我们研究人们决策所受的结构性限制，试图找到行之有效的介入点，以便搞清楚，如果要扩大明确决策在塑造历史的过程中的作用，在结构角度上可以改变什么，必须改变什么。

我们之所以对历史感兴趣，与任何认为未来不可避免、未来受过去限制的观点都没有关系。

人都是生活在过去的某些类型的社会里，但这并不会给他们在未来可能创造的社会类型设置精确或绝对的限制。

我们研究历史，是为了捕捉一些替代选择，让人的理性与自由现在可以在其中塑造历史。

简言之，我们之所以研究历史上的社会结构，是为了在其中找到一些方式，实际或者能够包容并控制这些社会结构。

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逐渐了解人的自由的限制与意涵。

自由并非单纯的有机会任性而为，也不是单纯的有机会在一系列替代方案中做出选择。

自由首先是有机会梳理出可以利用的选择，并加以探讨权衡；接下来才是有机会做出选择。

正因为如此，如果人的理性在世间人事中的作用不能扩大，自由也就无法存在。

在一个个体的人生历程中，在一个社会的历史中，理性所承担的社会任务就在于梳理出各种选择，扩大人的决策在塑造历史过程中的作用范围。

世间人事的未来如何，并不只是一系列可以预测的变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