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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1页）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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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载光阴荏苒，在社会科学（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社会研究）里算得上漫长。

不仅社会发生了变化，学术程序也是如此。

单单因为代际继替本身，就一定会发生某种学科变化，因为每一代年轻学人都必然会开凿新的适合自身的地盘，以求有别于前辈，而他们的开凿所针对的材料必然就是老旧学科本身。

因此就有了风格和词汇的流变，就有了主导范式的转换。

米尔斯在著书立说的时候，乃至整个（20世纪）60年代，管理性研究都是一门朝阳行业。

有鉴于此，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象力》中单挑它出来重点关注，也重点抨击。

处在“冷战”

的阴霾之中，“抽象经验主义”

不仅对公司企业有用，对政府机关也是如此。

但钱总会花完，对于政府资助的规划和米尔斯所称“自由主义实用取向”

的信心也会消散。

因此，今日之“抽象经验主义”

已经不再像米尔斯那时那般声望隆盛。

无独有偶，今天会让他暗自好笑的“宏大理论”

就更可能是米歇尔·福柯，而不是塔尔科特·帕森斯。

在20世纪50年代的结构功能主义里几乎什么都不是的权力，在福柯这里几乎成了一切。

凡此种种，使得人们愈发惊奇地看到，值此千年之交，《社会学的想象力》一书的绝大部分说法依然像以往一样确凿有效，并且十分必要。

40年前，米尔斯确认了社会学的主要趋向，其切入角度今日观之依然大体有理有据：“一套科层技术，靠方法论上的矫揉造作来禁止社会探究，以晦涩玄虚的概念来充塞这类研究，或者只操心脱离具有公共相关性的议题的枝节问题，把研究搞得琐碎不堪。”

[25]他在捍卫社会学的崇高宗旨时所指出的缺陷，今日依然如故：文学、艺术与批评在相当程度上未能将智识上的明晰带入社会生活。

[26]政治灵薄狱（limbo）的感觉又一次成为可能。

按照米尔斯的描述，在西方世界，“可以肯定……有两桩关键政治事实：能吸引人的合法化往往缺失，大众漠然盛行于世”

[27]。

“富裕”

尽管分配不均（今天的不平等程度远甚于1959年），却再一次呈现为对于所有社会问题的万能解决之道。

不幸的是，米尔斯的这些宣示已经证明基本上预言成真。

不过，40年毕竟是40年，比米尔斯自己的成年时光还要长。

社会变迁实实在在，他的见解也需要与时俱进，这并不令人奇怪。

首先，米尔斯关注的是隐含的权威，为人所默认，被面纱遮掩，因此并不被当作公共生活中的争论议题。

在艾森豪威尔时期的美国，大家稀里糊涂地混日子，势力强大的公司企业彼此抱团，并未遇到有说服力的批判（回想一下，《社会学的想象力》问世之后一年多，艾森豪威尔才呼吁世人警惕“军事—工业综合体”

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