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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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2页）

左派形同虚设，右派更执迷于共产主义的危险，而不是机构集权化所导致的权力侵夺。

不仅如此，国内富裕，国际“冷战”

，形成了笼罩一切的融合，而整体人口在相当程度上都满足于这种状况。

当政府权力四处扩张，筑造州际高速公路，融资城郊住区，资助研究型大学，反对的人也是寥寥无几。

反观今日，各式各样的权威更有可能遭到质疑、嘲笑和蔑视，而非隐然不可见。

“冷战”

不再能用来作为政府权力的辩护理据。

由于20世纪60年代的文化激变，以及无法阻断地迷恋于通过商品实现人身解放，造成对于几乎所有制度机构和传统，从政府部门、工商企业、劳工阶级、大众传媒到专业群体都不予尊重，并且已成常态。

剩下的政治信仰就是尊奉有关市场的神话体系，这种制度与其说是一套牢固的结构，不如说是一团神秘的气氛，因为它代表着许多局部性制度的共存，包括各种政府优待与补贴。

从某种意义上讲，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也是反建制的，即罗伯特·贝拉及其同行们所称的“表现型个人主义”

（expressiveindividualism）。

[28]历经越南战争、水门事件、罗纳德·里根的当选后，对于米尔斯原本力求克服的自由主义实用取向的信念业已大大失色，因为政府行动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合法性，除非当治安行动和监禁成为争论议题，或者地方政治拨款[29]有待大量拨付。

同样，今天已经不再能说“大量私人不安就这么得不到明确阐述”

[30]。

恰恰相反，在美国，奇怪地同时存在着对于绝大多数社会安排都安心自得，与对于它们普遍感到焦虑，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作为复数的多种焦虑，因为五花八门的不满与疏离并没有围绕着单一的冲突轴线汇聚一处。

“不适与漠然……构成了当代美国社会的社会风气和个人倾向。”

[31]就此而言，它们与许多弥散的对立并存，各类利益群体和标签迅猛滋生，美国人相信，他们可以通过指认这些来为自己的困扰负责。

对于保守派来说，要指认的是自由派媒体、世俗人文主义、道德相对主义、爱国主义的崩溃或自以为是的少数族群；对于自由派来说，要指认的是保守派媒体、卷土重来的资本、种族主义或右翼基金会资助的市场意识形态；对于女性主义者来说，要指认的是父权制男权制（patriarchy）；而对于后者立场上的人来说，要指认的则是女性主义。

《社会学的想象力》刊行之时，公共示威游行还是非同寻常，极不和谐。

要搁在今天，它们可是寻常之事，甚至落了俗套。

政治情感的表达已经走向职业化，借助意见动员技术来组织。

20世纪60年代的动**已经成功响应了米尔斯的呼吁，将私人困扰转变成了公共议题，但也往往被扭曲成“人造草皮”

[32]和“草根领袖”

（grass-tops）之类的伪运动。

米尔斯对于民主参与的复兴满怀希望，但他并没有充分估计到，美国人对于获取并使用消费品所投入的热情会如此高涨。

从20世纪60年代晚期开始，民主社会里的大多数人会在为市场生产的商品的迅猛增长中找到满足，甚至找到临时替代的一种或一组身份认同。

米尔斯低估了这种趋势的程度。

他眼中的美国还靠着工作伦理这一清教威慑在抵挡着享乐主义。

不过，他的确提前呈现了或许是自己最强劲的对手丹尼尔·贝尔的一个令人瞩目的观点：在公司资本主义条件下，（通过新教伦理）获取与（通过享乐伦理）开销之间的张力居于核心位置。

[33]其实，绝大多数美国人都不仅是有钱可花，或者愿意借钱来花，而且还把这种休闲找乐的精神疏导到了技术上的各种新奇玩意儿上。

并且，他也率先研究了流行文化的制度化趋势。

《权力精英》中讨论名人的那一章，就体现了对作为一种社会力量的名人的兴起的研究，这是社会学史上最初的主要思路之一。

这让我想到了1959年之后的另一场转型，即传媒的日益普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