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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王朝国家到民族国家（第1页）

从王朝国家到民族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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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青年时代读过的书，大多已如过眼云烟。

1996年夏天的一次阅读，却穿过二十多年的时光，宛若眼前。

那时我在中山大学历史系读大三，岭南六月酷暑，无所事事，我借了一部《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躺在宿舍随便翻翻以消遣夏日。

蓦地，两段文字映入眼帘，锐利地刺激着我半睡半醒的神经：

欧洲和南、北美洲的民族全加起来，一般地说不会多于中国人。

甚至是否有比中国更多的民族也是问题。

在人数和多民族方面，欧洲人和中国人很可以相比，同样是人数众多，民族复杂。

可是在他们今天的政治生活中，在欧洲和南北美洲生活的约10亿欧洲人分成约50个独立的主权国，而10亿多的中国人只生活在一个国家中。

人们一旦看到1和50的差别，就不能忽视。

以上对事实的简单陈述间接地表明，我们的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等字眼当用于中国时，只会使我们误入歧途。

要了解中国，不能仅仅靠移植西方的名词。

它是一个不同的生命。

它的政治只能从其内部进行演变性的了解。

[1]

简明扼要而又洞察入微的中、欧对比，深刻地呈现出中国在人类文明史上长期维持着大一统体制的独特性。

这难道不是中国历史的一个核心问题吗？我陡然间心潮澎湃，浮想联翩。

浮想的内容而今已渺不可寻，但那一片刻的少年**，使我多年后“合理化”

地回眸往昔之时，会把这次偶然的阅读视为自己学术人生的一个起点。

不过，彼时的我对此毫无意识。

瞬间的兴奋消退之后，这个问题也迅速隐去。

我对未来很懵懂，记者、公务员，是我隐隐约约的职业理想。

三个多月后，与黄国信老师一场随意的谈话，不经意间改变了我的人生方向：我冒出了考研的念头并付诸实施。

何其有幸，我成了黄启臣、刘志伟、陈春声三位老师的学生。

入师门后，我很快发现，那个年少时曾拨动我心弦的问题，竟然是我们这个学术共同体的主要关切之一。

五年的读研生活恍如昨日。

在陈春声、刘志伟两位老师的指导下，我2002年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6年后该论文在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2]该书讨论的是中国传统大一统结构的性质，问题很宏大，但不是从抽象的思想中寻求答案，而是在具体的区域社会史脉络中探寻可能性与现实性，论证思路如下：

西南地区有着深厚的“国家”

传统，两千多年前，司马迁已发现这里存在着大大小小的政权，同时还分布着众多无君长统属的人群。

宋代，这里也并非只有一个大理国与中央王朝对峙，仅在四川南部、云南东北部、贵州西部与中部，就有“娄素”

（20世纪50年代识别为“彝族”

）建立的十来个地方性政权（彝文文献称其为“勾”

，汉译为“君长国”

），我将此概括为“多‘国’林立的宋代西南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