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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族共和之外（第17页）

以上诉求在政治上的理据，是孙中山提出并被蒋介石所继承的民族主义原则，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声明：

国民党之民族主义，有两方面之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

同年4月，孙中山《国民政府建国大纲》第四条称：

其三为民族。

故对于国内之弱小民族，政府当扶植之，使之能自决自治；对于国外之侵略强权，政府当抵御之……

纸上的理想与“夷苗”

的现实之间显然有云泥之别，请愿行动在政治上理据充足。

他们也提醒中央政府注意，重视“夷苗”

不只是政治原则，更关系着整个中华民族的前途与命运。

第一，在国防方面，英、法帝国主义侵越南、占缅甸，与“夷苗”

在在接壤，其野心直指西南，其势力不断渗透，其策略则为**、策动“夷苗”

，如若政府漠然置之，西南安全可虞。

“当此国难紧急，西南一隅，在国防上，已成为中国之安歌拉，是开发夷苗，即所以调整西南国防，亦即延续复兴中华民族最后之生命线”

。

第二，在经济方面，“夷地”

物产丰富，土地肥沃，蕴藏甚多，善加开发，可为国家带来无穷之利。

这类观点，曲木此前也曾表述过，但此次却是向领袖与中央相关院部正式提出，而且势易时移，玉柱所主导的行动，较之前更具策略性。

首先，在族称方面，称“夷苗民族”

而不称“夷族”

。

一方面因为蒋介石在贵州时接触的是“苗民”

，另一方面这样可以涵盖更广泛的人群，能收壮大声势之效。

其次，高、喻二人分别自称为被推举出来的西南土司代表、“夷苗”

民众代表，强化了他们自身以及此次请愿的分量与合法性。

再次，指出隐藏的威胁与“双向确认原则”

。

一方面强调“夷民无知”

，文化低落，思想单纯，急需政府提携；另一方面强调“夷苗”

深受帝国主义外患、红军“赤祸”

、贪官污吏压榨等种种苦难，亟待政府解救。

两方面结合，在呈现自身的种种可怜情状的同时，暗含了一种隐约的威胁：如果中央置之不理，落后、单纯的“夷苗”

极易受**，或心向帝国主义，或接受“赤化”

，“无识夷民，惟利是视，遂被麻醉，甘心附逆，不顾大义”

。

进言之，“夷苗”

需要中央来认可自身的政治地位并予以扶植，中央的正统性也可经由“夷苗”

的效忠而得到强化，这是一种“双向确认”

[65]，也是曲木在演讲中已经表述过的：“满、蒙、回、藏，都脱离了，我们眼前还不赶紧抓住这一个民族——猓夷民族？”

对西南介入的深化，使得中央对当地非汉民族的存在有了深切体会，高、喻等人所描述的西南危机也并非空穴来风，凡此种种，使得包括蒋介石在内的中央高层的态度，较之曲木请愿时更为积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