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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族共和之外（第20页）

披荆斩棘兮！

创立基业。

只今独遗兮！

芳草凄凄！

凄凄乃芳草！

我心欲决裂！

名为翻译，实则体现出浓厚的创作色彩，对“夷族”

状况的隐喻与折射，显露无遗。

《新夷族》的作者群，以西南“夷人”

为主，促进会的执行委员悉数在列，凉山大土司岭邦正、贵州水西土司的后人安成等也撰写了文章，此外还有一些“夷族”

运动的同情者，如张铁君、陈之宜以及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方治等。

当时，蒙藏委员会前任委员长黄慕松、蒙藏委员会现任委员长吴忠信、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王世杰、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方治、国民政府参军处参军长吕超、陆军大学教育长杨杰等均为刊物题词。

在争取“夷苗”

的政治承认方面，高玉柱等人虽然收效甚微，但造就了声势，赢得了不少同情者。

[76]

《新夷族》刊物，很快又陷入人员匮乏的境地。

1936年10月，岭光电从中央军校毕业，前往重庆工作。

次年年初，高玉柱、喻杰才称请愿事毕，奉中央命令“回南工作”

，第一站去了上海。

[77]《新夷族》第一期的编辑者署名为“西南夷族文化促进会总会编辑组”

，第二期的编辑者仅署王奋飞个人之名，无疑事出有因。

西南夷族文化促进会的执行委员们天各一方，各自忙于种种庶务，接着又是整个国家陷入抗战的颠沛流离，《新夷族》的出版工作，戛然而止。

4.上海的新星

1937年2月1日，高、喻二人抵达上海。

玉柱此时并不知道，她即将迎来人生的高峰。

不过，我们事后回眸，不难发现各种条件与局势的因缘聚合：在首都南京已造就了相当声势，奉有中央“回南工作”

之命，彼时社会各界对西南国防以及整个民族危机的深刻意识，一般人对西南非汉人群的神秘印象，以女土司以及为民族请命的女侠角色置身于上海这座现代中国女权运动的先驱城市，高氏出色的演讲才华与社交能力以及良好的形象气质，等等。

凡此种种，可谓天时、地利与人和兼备交织。

玉柱很快在这座大都会刮起了一阵旋风，媒体称其“差不多已经成为举国皆知和举国瞩目的一位闻人”

[78]。

她频繁现身于各种社交场合，并成为焦点人物。

媒体对她的关注巨细无遗，连何地烫发、何时洗澡、何处做套裙都不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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