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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族共和之外（第6页）

[19]尤可注意者，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对“五族共和”

同样心存不满。

孙先生是一位彻底的民族同化论者，辛亥首义之前，他就主张汉族之外的民族应当同化于汉族，在其内心深处，根本容不下所谓五族共和，也很担心由此造成的国家分裂。

辞去临时大总统之职后数年间，他虽未明确反对现行民族政策，但强调的却是五族需融合与同化，最终统合为单一的中华民族，五族的名称也将因之而消亡。

1919年，他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后，开始系统地阐述民族主义，反对五族共和的心声开始直接而公开地流露：

更有无知妄作者，于革命成功之初，创为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之说，而官僚从而附和之；且以清朝之一品武官之五色旗，为我中华民国之国旗，以为五色者，代表汉、满、蒙、回、藏也；而革命党人亦多不察，而舍去吾共和第一烈士陆皓东先生所定之中华民国之青天白日国旗，而采用此四分五裂之官僚旗。

……此民国之不幸，皆由不吉之五色旗有以致之也。

[20]

1921年，他将观点表述得更为透彻：

讲到五族底人数，藏人不过四五百万，蒙古人不到百万，满人只数百万，回教虽众，大都汉人。

讲到他们底形势，满洲既处日人势力之下，蒙古向为俄范围，西藏亦几成英国底囊中物，足见他们皆无自卫底能力，我们汉族应帮助他才是。

汉族号称四万万，或尚不止此数，而不能真正独立组一完全汉族底国家，实是我们汉族莫大底羞耻，这就是本党底民族主义没有成功。

由此可知，本党尚须在民族主义上做功夫，务使满、蒙、回、藏同化于我汉族，成一大民族主义的国家。

[21]

然而，到了1924年，孙中山的真实心态，在“联俄、联共、扶助农工”

的大环境中，却意味深长地出现了一种隐晦不明。

在苏联与共产国际“民族自决”

论的影响下，国民党在阐述民族政策时，不得不加进“民族自决”

的表述，却在其中隐藏着孙中山一以贯之的“同化论”

精神，这就在措辞上产生了某种矛盾。

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与秉承孙中山意旨的汪精卫之间为此激烈论争，结果以前者的无可奈何而告终。

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逐渐摆脱了苏联的控制和影响，“民族自决”

的表述被删除，手握大权的蒋介石，废止了表示五族共和的五色旗，将青天白日旗确立为正式的中国国民党党旗，部分践行了孙中山的遗愿。

五族的名称自然还在，且其观念已深入人心，但中国政府的民族政策，开始或明或暗地贯穿着民族同化的实质。

[22]在非汉族聚居区推行省县地方制度，实行地方自治而非民族自治，强调国大代表选举以行政区域为范围，等等，皆可作为例证。

[23]1933年，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石青阳甚至主张该会所属各部司概以数字命名，去掉满、蒙、回、藏诸字眼，以泯灭民族界限和地域畛域。

[24]

在上述政治与意识形态的背景下，凸显“夷族”

绝不会受官方待见。

关于曲木所提五事之一、二、三项，行政院答以：

对于夷族平等待遇、互通婚姻各节，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原为本党固定主张，并于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已郑重声明，地位既属同等，婚姻自可互通，毋庸呈请明令规定。

对第四项所请在京设立“夷族”

学校一节，行政院复称：

首都各级学校应有尽有，现蒙藏委员会又正在筹设蒙藏学校，该族言语既与藏族相近，如有志愿来京求学之青年，资格相合，自准保送蒙藏学校或其他相当学校肄业，与蒙藏学生一律待遇。

要求虽然被拒，但明确了“夷族”

学生可享受蒙藏学生待遇，总算有所收获。

最后一项是关于在京设立“夷”

务办事处的，行政院决定：

宁属原系县治，无论隶属四川、划入西康，均在地方政府管辖之下，并非由中央直辖，无在京设立办事处之必要，原呈似可存备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