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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族共和之外（第8页）

中到内地接受三民主义教育之第一人，又身为党员，在党国“另树新猷之际”

，感于“总理民族主义之深痛于外患之烈”

，故恳请列席大会，将“夷族衷肠中所欲请求者得陈述于全国代表之前，使全国代表皆注重边疆进而扶植边疆弱小民族以巩固全国边防”

，是为“夷族”

之幸！

党国之幸！

执政者的视角与曲木仍然没有交集。

大会秘书处援引了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组织法第二条，指出“全国代表大会开会时，中央执行委员及中央监察委员得出席，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及中央候补监察委员得列席”

，而曲木所请与规定不合，只能依法申请旁听。

[30]

有意思的是，在蒙古族、藏族已有正式代表参会的情况下，蒙藏委员会还向大会秘书处申请增加名额，以满足“蒙藏及回部在京重要人士”

的需求，其中包括青海藏族8人、蒙古6人、西藏6人、回部1人、西康民众代表1人。

秘书处复称：青海藏族8人准予列席，其余14人准许“每日到会领券旁听”

。

[31]可见，曲木的被拒，不在于规则的牢不可破，而在于中央并不想在五族之外横生枝节。

4.四川之行

“夷族”

的政治身份可以不给，但“夷族”

的存在却是摆在西南的事实，曲木的价值因之而凸显。

国民党中央很快任命他为“川滇康夷族党务宣传员”

，蒙藏委员会则委以“西南夷族考察员”

之职，派其赴四川“宣化夷族”

。

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石青阳为此亲自致信执掌蜀中大权的刘文辉与刘湘。

[32]

有着中央代表的身份，四川的军阀们也不得不给点面子。

刘文辉、刘湘堂叔侄分别在成都、重庆接见了他，在蓉居留期间，前者还委以他二十四军军部参议职务，并允许他到自己所控制的宁属地区开展活动。

[33]

曲木深知，“夷族”

的前途，既在于政府与舆论的同情与扶持，更在于“夷族”

自身的“进步”

。

扶持助推“进步”

，“进步”

造就更多的外来扶持机会，二者相辅相成。

而“进步”

的关键在教育，他本人，不就是一个教育改变命运的例子吗？曲木衣锦还乡，心中不无焦虑，在他看来，同胞们不通汉语，远离文明，待人接物、日常生活种种，都有待规范。

他要把孩子们召集起来，用三年的时间，教他们汉语以及各种技艺与常识，改良他们的生活方式：吃饭、穿衣、走路、坐凳子、侍奉父母、交接朋友……都要一一示范教导。

[34]

在西昌小教场，有一座关帝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