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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族共和之外02（第3页）

代表选举法，使“夷苗”

民族能产生正式代表，享有参与国家政治的机会，达到平等的原则等。

通过他们回沪后对记者的描述，可以推知中央政府仍然婉拒各项诉求，但用实际行动表达了对“夷苗”

的关注。

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决定派员前往“夷苗”

地区调查，同行的有国际摄影社，拟将边区“夷苗”

景象摄影介绍于各地，中宣部调查团同时还携带教育影片若干，其他如蒙藏委员会等机关，亦表示随后会派人入滇黔沿边视察。

[94]

令人意外的是，高、喻二人在上海并未过多宣传西南夷族文化促进会，而是决定在上海另起炉灶，新设机构，促进“苗夷”

文化发展，发行刊物，并在各边地省份分设机关。

[95]这一决策可谓得失兼备。

其得者，通过新机构的创设过程及成立仪式，可以营造更大的声势。

为此，高玉柱采取了一种极其开放的策略。

如果说，过去的西南夷族文化促进会基本局限于“夷人”

范围，那么新机构则面向所有人，借着已在京、沪两地造就的声势，高氏得到了立法院院长孙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方觉慧与赖琏，闽浙监察使丁超五以及上海名流杜月笙、简又文、陆丹林等200余人的赞助。

她又邀请各界友人共同商议、发起、建立组织，新组织的筹备委员除高、喻二人外，还包括诸多社会名流，如：曾任中国佛教会会长与上海商会主席的著名书画家王一亭；国民党中央委员，《晨报》社长，历任上海市农工商局局长、社会局局长、教育局局长的潘公展；两江女子体育专科学校创建人陆礼华；交际博士黄警顽；曾任上海银行公会秘书长、上海总商会主席委员、全国商会联合会主席委员及国民政府财政部次长等职的林康侯，等等。

[96]声势之大，非同凡响。

其失者，新机构最终命名为“西南边疆协进会”

，“夷苗”

色彩被淡化了，只是在“组织缘起”

中，提到了“夷族”

“夷苗”

对于西南国防的重要意义，这或许与并不想给予“夷族”

明确政治承认的中央意旨有关。

同时，参与者绝大多数为汉人名流，他们从根本上关心的是边疆问题，虽然“夷苗”

是其中的关键，但是否要突出其色彩于他们而言并无切身感受。

[97]此外，高氏虽在西南边疆协进会的40余名发起人中名列第一，但召集人却是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代表毛云[98]，显示出这一机构的某种官方主导性。

纵观整个民国时期的“夷族”

运动，频繁设立各种组织，却始终未能众志成城、持之以恒地将一个组织做实并做大做强，这既源于官方的压制性态度，也凸现出运动的涣散性以及策略性欠缺。

四、龙云

高玉柱在京、沪的活动，营造出了“夷族”

的声势，也极大地提升了自己的个人威望，当湘西苗民因屯租问题“酝酿甚烈”

之际，湖南省主席何键、省党部特派员赖琏一再电促高氏赴湘宣慰苗民[99]，而云南省主席龙云也对高氏为“夷苗”

问题不辞辛劳之举表示感谢[100]。

不过，与这些标志着高氏声望的事件接踵而至的，是一次严重的信任危机。

1937年7月初，就在高氏准备赴湘之际，云南丽江木里土司驻滇代表李宗伯、芒市安抚使司方克光、遮放土司多英培、展廷土司刀思鸿陞、南旬土司龚绶、陇川土司多永清、德钦土司吉福、德钦千总和荣光、中甸千总刘恩等联合发电至中央，否认高氏的代表性，他们声称：

闻京沪各报暨本省各日报登载有高玉柱女士，自称西南夷族总代表，向各机关请愿，各团体接洽，四出奔走，阅之不胜骇异。

查高玉柱虽系云南民族之一，但彼在京沪纯系自出行动，并无任何团体举为代表之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