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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族共和之外02（第8页）

在贵州，高、喻二人将工作区域划分为滇川康边区与滇川黔边区，前者包括滇西北、川南与西康南部，沿金沙江而下，大、小凉山之间为“纯夷族区域”

，由高玉柱负责，深入腹地工作，并相机联络西南沿边各地；后者即滇川黔边境，“汉夷苗杂处”

，情形异常复杂，由喻氏负责联络当地“夷苗”

青年。

二人分头行动，并将中央颁发的“西南夷苗调查表册”

印送各处，促使工作范围“推广及于湘西桂边夷苗地带”

。

[111]

多年后，一些回忆揭示了当年高、喻二人工作的若干片断。

1936年前后，中共贵州地下党已非常注重在少数民族中发展力量，并于1938年成立了“苗夷委员会”

。

委员会的核心成员之一、贵阳北衙寨的苗民唐植民回忆，1937年（疑为1938年之误）他见到了来黔的高玉柱，一共260余名少数民族，在贵阳甲秀楼对面的西湖饭店聚会，讨论少数民族所受的苦难以及抗日救亡等问题，唐植民声称自己当时还为大家介绍了苏联的情况，认为中国只能走十月革命的道路。

[112]这一次会面，或许就是高玉柱向中央汇报的“各处夷苗领袖与青年学生”

在贵阳热烈欢迎他们的事件。

不过，没有任何证据显示，高玉柱有与中共联系的倾向，终其一生，她走的都是紧跟国民党中央的路线。

这一路线，既是主动选择，也是不得已之举。

不过，在中央缺乏足够权威与凝聚力的中华民国，自上而下的策略也意味着麻烦的不可避免。

地方政府对他们宣传、调查、组织“夷苗”

的行为疑忌重重，当他们向中央建议，西南边区“夷苗”

抗战情殷，现有“人枪十万余”

，自愿参战者有三万余人，请派员组织、训练时，贵州省政府称他们所述纯属捏造，并以“擅假名义、敛赐惑众”

之名，令保安处将喻杰才“看管严讯”

。

山重水复之际，二人急于向中央复命并汇报工作，同时，也想在抗战局势中寻觅提高“夷苗”

地位的新机会。

[113]于是，草草结束在西南的活动后，他们前往陪都重庆。

一年前曾热情拥抱他们的中央与主流舆论，这次会继续笑脸相迎吗？

抗战方殷，时局动**，值此家国危急之秋，在这些年轻“夷苗”

领袖的眼前，似乎浮现出又一个各种条件因缘聚合、“夷苗”

问题或可更上层楼的局势：中央政府播迁重庆，西南一隅关系着国家存亡，在数千年历史上，“夷苗”

第一次与中央近在咫尺，“夷苗”

地区对国家的意义前所未有。

怀抱着共同理想的许多“夷苗”

精英，不断涌向重庆，在此时的重庆，西南少数民族群英荟萃，极一时之盛。

重庆小梁子新川饭店401号成为他们的大本营，也是他们的临时通讯处。

2.再次请愿

1938年，刚刚到达重庆的“夷苗”

精英们，满怀着希望，制订了一系列行动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