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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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族共和之外02（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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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身处政界的“夷族”

精英，夹在本族意识与国家意识形态、现实利益之间，彷徨摇摆，其身份意识隐而不彰。

龙云也因之无法成为“夷族”

运动的领袖。

不过，他对高玉柱的杯葛，绝不是出于对争取“夷族”

政治承认的拒绝，而是出于对主其事者的反感以及未经自己允准的恼怒。

又有传闻说，龙云曾咨文湘省主席何键，称高玉柱“假名撞骗”

[108]，以此离间她与何键之关系，不知真假。

五、高玉柱（二）

1.奉命回南

云南土司的异议，对春风得意、正入佳境的高玉柱造成了极大伤害。

她很快回应称，自己赴南京确有广泛代表性，有沿边21位土司的签名盖章为证，唯因西南地域广阔，土司散居各处，情形复杂，不可能做到所有土司一一签名，而李宗伯乃木里土司，本属四川管辖，何以不驻成都而驻昆明，以此质疑其代表云南发声的合法性，并暗示其中可能潜藏的阴谋。

高玉柱又称自己早已将赴南京请愿的情形分别具呈滇、川、黔、康、湘诸省党部鉴核，“并蒙贵州、湖南、四川诸省府指令覆饬核准在案”

，说明自己并未抛开地方政府而行动。

[109]最后，玉柱表态，请中央收回成命，“以重功令”

。

中央最终没有因异议而改变决定，仍然要高氏等“赶速回南”

开展“夷苗宣化调查”

各事。

[110]按高氏所呈，西南各省党部中，云南未有回复核准，由此可窥知她与云南官方的紧张关系。

高玉柱面临合法性风波之际，七七事变爆发，国家危亡迫在眉睫，她所掀起的“夷族”

旋风也很快在危机中平息消歇。

1937年10月，惨烈的“淞沪战役”

正处于白热化状态，她冒险离开战区，与喻杰才凄凄就道，前往西南。

所有中央发给的宣传品及各界赠送之礼物乃至各种公私行李，在连天战火中均无法运送，只能放弃。

二人先受湖南省主席何键之邀前往湘西“苗区”

，“夷人”

的身份对苗族首领显然有一种亲切感与亲和力，何键因此邀请他们入湘，帮助排解一场箭在弦上的苗民动乱，结束后又派车送他们西去贵州，道经沅陵、新晃时，均有苗族代表前来晤谈，陈述所受苦难，并希望他们能深入湘西腹地宣化调查。

这显示出，在京、沪的活动极大地提高了玉柱在西南非汉人群中的声望。

新女性、“夷族”

先觉、西南沿边“夷民”

领袖之一高玉柱女士，系曾受现代高等教育之女土司，为开化“夷民”

（《中华（上海）》，1937年第51期第61页）

进入黔境，坐上贵州省政府派来的车，前往贵阳，高玉柱和喻杰才的声望沿着旅途而展现。

“各处夷苗领袖与青年学生”

在贵阳热烈欢迎他们，学生们大都是“各地最优秀之觉悟分子”

，怀抱着深切的国家民族观念。

征询各方意见后，依据地方情形，玉柱拟具在黔工作计划，分别呈请贵州省党部、政府鉴核，请求补助必要经费并请派员指导，黔省方面以正值省政府主席新旧交替，新主席尚未莅任为由，予以搁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