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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族共和之外02（第10页）

并不是年轻的“夷苗领袖”

在政治上天真幼稚，而是在他们所处的位置上，实难识微见几。

尘埃落定之后，我们利用后见之明，才能对当时的局势洞若观火。

西南夷苗土司民众代表联合驻京办事处钤印

日本吞并中国之策略，以军事侵略为主，思想分化为辅。

对少数民族，日本致力于挑动其对国家的离心倾向，再对其予以控制，凡建立伪满政权，策动内蒙古独立，倡乱新疆种种，皆属此类。

[116]中央对此风声鹤唳，贯彻同化思想的意志更为坚定，政策更为积极，稍有“民族意识”

的苗头出现，则尽力扼杀之。

其**出现于1939年8月，行政院发布训令，禁止各机关、部门“沿用苗夷蛮猺猓獞等称谓”

，所有西南边地少数民族，只能以地域区分，称为“某地人”

，“以期泯除界限，团结整个中华民族”

。

同时，出于学术研究目的而沿用传统称谓的，必须将原来的虫、兽、鸟等偏旁，改从亻旁（如将獞改为僮），一些根据少数民族生活习惯而加之的不良形容词，如“猪屎犵狫”

等，概予废止。

中央研究院据此训令而编制了《改进西南少数民族命名表》[117]。

许多高官与学者，为强调中华民族的统一特质，甚至否定“少数民族”

这一概念在中国的合理性。

与此相应，行政院明确规定，非汉人群应统称为“边民”

“边胞”

。

[118]到1943年，以蒋介石名义出版的《中国之命运》一书[119]，干脆连“民族”

一词都取消了，取而代之者为“宗族”

，强调中国境内各宗族在历史上与现实中血脉相连，姻戚相通，命运与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形成一个统一的中华民族。

在此背景下，尽管高玉柱等强调“夷苗民族”

一词“决不致影响民族之分化”

，但中央的态度却冷若冰霜，各机关、部委中，只有中央宣传部称“事关团结民族，抗战建国，颇属重要”

，其余大都托词事不关己，不肯表态。

最后，行政院对请愿事项几乎悉数拒绝，其批驳理由无非是“夷苗杂居各省大山，无分畛域，与蒙藏情形不同”

，“与组织条例不符”

云云。

而中央军事委员会亦表示这些报告与呈文“悉数空洞，无可采取”

，甚至拒绝了高玉柱赴汉口叩见蒋介石的请求。

稍稍有点积极意味的表态，只是由行政院命令川、滇、黔、粤、桂、湘数省省政府并西康建省委员会，须对民族事务格外注意，慎重遴选边地官吏，积极融洽各族情感，各该管专员、县长要随时宣慰各族，各省呈荐边地官员时，“应特别叙明其办理夷苗事务之经历”

。

[120]而经济部则制定了一系列调查表格，咨请云、贵、川、湘几省及西康调查“苗夷”

地带的物产、生产状况。

[121]

3.西南夷苗民族解放大同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