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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族共和之外03（第7页）

意识并努力从实际工作中振兴“夷族”

，为此而超越了一己私利，也超越了凉山社会根深蒂固的诸多清规戒律，由此表现出的广阔胸怀与格局，感动着许多人向他伸出友谊之手。

他废除了土司苛索属下百姓并且被百姓视为自然而然的种种陋规；他常常带着药品在自己的领地视察，为贫病者无偿治疗；他无视被认为天经地义的森严等级，在送“白夷”

与“娃子”

（奴隶）们的孩子外出读书时，把坐骑让给学生而自己步行，还为他们购买新装，洗澡洗衣；他可以倾己所有帮助无心于学的王济民返乡，可以举所有财力在“夷区”

办学，却自奉甚俭。

1949年，他与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书记长漆中权交谈，他外穿华丽的呢子制服，里面是土布制作的打满补丁的衬衣，漆中权知悉之后，惊讶地伸手来摸他的衬衣，凝神沉思一会后说：“有同事说你在彝地工作，还有成绩，可没仔细询问，想不到你是一个这样为彝胞奋斗的人。

……以后有什么事要我相助，我当全力以赴。”

[181]

3.教育家

从军校毕业后，岭光电致力于从一个具体地域的实际工作入手来改变“夷族”

的状况，提升“夷人”

的地位，此前的“夷人”

精英们显然对此重视不够，他们的精力主要集中在争取中央的政治承认上了。

宁属划归西康之后，主要针对宁属“夷民”

，刘文辉逐渐提出了“德化、同化、进化”

三化政策[182]，尽管这个政策预设了“夷民”

对应于愚昧落后的前提，但这个前提在汉人乃至许多“夷人”

精英们看来是不言而喻的事实，而把同化于汉这样**裸的大汉族主义作为“夷务”

的指导思想，也是当时再正常不过的主流认识，在进化论思想非常有市场的民国时期，同化甚至被认为等同于进化，正如岭光电所云：“边民同化以后，固然以边民方面来说，已进步不少。”

[183]或许其内心深处，也希望“夷族”

的特色不要消失殆尽，这从他民国时期反对“夷”

汉通婚的文章中可以窥知一二[184]，在1949年后的文章中则表现得更为突出。

岭光电最拥护和赞赏的，是三化政策所持的以和平友好的态度对待边民并积极帮助边民进步的立场，若干年后，他还回忆说：“四〇年刘正式提出三化政策，要德化同化进化，提得更冠冕堂皇了。

一时迷着了许多彝人。”

[185]在他的文章中，多次提到“三化政策”

，以及如何以此来对抗以残害“夷人”

著称的邓秀廷。

在岭光电看来，三化政策能否落到实处，关键在于教育[186]，甚至可以说，他是在借着三化政策来加强他推行教育的合法性与权威性。

重视教育是与他个人的经历密切相关的。

家破人亡之初，在羊仁安的提示下，他意识到，即便贵为土司，若不读书就难以自保，等到他历十年时间接受了完整的新式教育之后，在智识、视野方面的巨变以及因此而获得的影响力，使他更坚定地把教育视为“夷族”

进步乃至存亡的关键。

1937年3月，刚返回故乡不久，他就在自己的领地内兴办了斯补小学，以免学费、书本费以及供给贫困学生饮食、衣服和文具来吸引大家入学，当这些都收效不大时，他禁不住悲伤落泪，一度想没收不配合的属民的财产，后来他采取了一种福利性的“强制”

措施：借贷粮食给学生家庭，其数额以志愿完成之学业为准则（如大学、高中、技专、初中等），学业完成时偿还，或移借其亲友升学，如学生不守约定中途退学，则须赔偿十倍于所借粮食价值的财物。

[187]与此同时，他积极寻找各种机会，送“夷人”

到荥经、会理、西昌、成都、重庆、南京、福州、息烽等地的小学、中学、军校和各种职业学校去学习。

[188]

岭光电故居（中为斯补小学），1957年中央民族学院教师惹尼呷呷摄

在他的理念中，女性也应该接受教育，但头人们担心读书女子不满婆家甚或嫁与外族人而表示反对，提出如果招收女生就叫回男生，他无法解释清楚，只得作罢。

他也欢迎自己领地之外的“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