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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国家传统（第1页）

西南“国家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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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元鼎五年（前112）秋，33岁的郎中司马迁，跋山涉水，前往西南。

云贵高原群山莽莽，此前涉足于此的朝廷官员仅有唐蒙、司马相如等寥寥数位。

太史公此番出使，耗时年余，历巴郡、蜀郡、邛、笮、昆明等地。

[1]这是一次政治使命，对史学家司马迁而言，更是一次珍贵的田野考察机缘。

其成果，若干年后反映在了不朽的《史记》中。

司马迁敏锐地注意到，西南地域辽阔，繁衍生息着众多不同的人群，他们可以分为两大类。

一类有某种政权形式，存在较大聚落与君长统治，如夜郎、滇，等等，他用高度概括的语言进行了描述：

西南夷君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魋结，耕田，有邑聚。

另一类人群则比较松散，缺乏制度化、阶层化的权力架构，人们居无定所，“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

。

[2]

两种基本的社会形态，在历史之河中长期绵延。

自汉迄清，尽管王朝所直接控制的西南地域日益广阔，但两千余年间，这种局面仍然在不同程度上存在，成为民国时期西南非汉族群精英们言行与事功的重要历史基础。

一、苗贵

明景泰五年（1454）农历十二月壬寅，皇帝谕令，允准贵州副总兵、都指挥佥事苗贵改姓李，为李贵。

姓乃祖宗所赐所传，神圣而不能轻易更改。

中国人改姓，乃天大之事，许多由于过继等原因而从他姓者，后代往往还要费尽心机改回原姓。

苗贵此番改姓，缘由相当奇特，乃“自嫌其姓与苗蛮同”

，于是央求贵州巡抚蒋琳奏请圣裁。

此事或令今人喷饭，但当事人却实实在在地经受着尴尬与痛苦。

苗贵数年前尚在山西任武职，因贪腐而被罚运砖赎罪，赎满后调往黔地为官。

对自己的姓氏原无负面情感的他，目睹贵州的遍地“苗蛮”

，触景生情而产生了耻辱意识。

[3]如果他姓“夷”

，想必也会改之而后快，因为他当时在贵州最常闻见的非汉人群的标签，就是“苗”

与“夷”

。

苗贵的鄙陋可笑，姑且不论。

在传统中国，如同“蛮”

等词汇一样，“苗”

“夷”

所指对象常常带有很大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在许多情况下只能理解为对非汉族类的泛称。

但在苗贵那个时代，情形已开始发生变化，“苗”